清代北京有一个重要的城市地理特征，即紫禁城（皇宫）与分布在皇城内外的景山、西苑、南苑、三山五园等皇家御苑共同构成了一宫多苑的城市格局。①从地理方位来看，中心区临近紫禁城有景山、西苑，向南延展有南苑，向西北则有以畅春园、圆明园、万寿山清漪园（颐和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为代表的三山五园。无论是局部区域剖面，还是整体地域概览，均展示出一宫多苑的地理分布特征。以一宫为中心，御苑散布全城、南北通贯，促成了有清一代宫苑二元理政模式的建立。如杨念群所言：“清朝跟前朝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它运用二元政治治理模式。它有两种形式，一是宫廷理政，即在故宫这样的皇家政治中心进行政治管理；二是园林理政，这是清朝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以前没有园林理政这种形式。”②从宫苑所发挥的政治功能来看，一宫稳居政治中心，而御苑虽多，但自然而然地以帝王居处时间长短为标准，阶段性地凸显出某一御苑，使其事实上成为与紫禁城相伯仲的政治副中心。
一宫多苑的城市格局与清代皇权政治相始终。一方面，清代历史上，御苑理政功能的确立是皇权政治的产物和具体表现，皇权的传递使得二元理政模式中的园林中心经历了从畅春园到
①所谓“一宫多苑”，笔者认为在清代兼具地理和政治的双重属性。其地理属性决定了北京城的空间分布和地理格局，其政治属性则造就了清代政务处理的二元理政模式。
②杨念群：《南海子：清朝园林理政模式的起点》，《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8月31日。
圆明园，再至颐和园的历史变迁；①另一方面，园居理政发展为清代的政治特色，园林的功能被置于皇权的高度，得到清代政治制度、官僚系统层面的高度配合和体认，进而成为王朝盛衰的象征。此外，一宫多苑，亦为清帝南巡、谒陵、西巡等政治行为作了必要的铺垫，京城外的行宫也可与城内的皇宫遥遥呼应，有效保证了皇帝出巡期间政令的上传下达，以及政权的相对稳定。
康熙时代是宫苑二元理政格局正式确立的关键时期，本文试梳理该时期园居理政的历史变迁及其与皇权政治的因缘，并探究其对雍乾等时代的历史影响。
一、 赋写南苑：园居理政的权宜形态与廷臣认知
园居理政是清代皇权政治实践的产物，随着皇帝园居时间的增多而逐渐确立，经历了从临时性、权宜性向正式化、制度化的历史转变。南海子被认为是清代园居理政的起点。杨念群提出：“南海子是清朝入关后第一个园林理政的场所，既是接续少数民族的习惯传统也是凸显清朝二元理政特色的起点。同时，也为三山五园和避暑山庄园林理政模式开创了一个初始典范。”②这一观点有一定道理。顺治帝为避痘长期驻跸南苑，③“自顺治帝亲政到其去世，十年间，他于南苑居住的时间每年约有三分之一，有时甚至长达一年”，其在南苑处理了诸如祭旗纛、观较射、阅驰马、劳师、观稼、册封，以及“召见臣工、讨论政务、制定礼仪、编纂书籍”等常规政务。④由此来看，南苑在顺治时期实际上已经部分地实现了园居理政的功能。应该注意的是，顺治朝官方文献中涉及园林的内容不多，据实录记载，顺治十二年（1655）六月，“谕礼、工二部：从来帝王所都与夫宫禁近处，未有不因其形势，锡以嘉名者。今名紫禁城后山为景山，西华门外台为瀛台。其应行事宜，尔二部察例具奏”。⑤这是为数不多的提及帝王与园林关系的材料。顺治一朝，掌有明代留下来的南苑、西苑三海、景山等园林，限于政治形势和财力，仅就已有园林略加修整。南苑自元以来即为皇家苑囿，顺治帝仅是循元明旧址，重加修葺扩建而成，并非亲自营建。即此而论，顺治帝避痘以及巡幸游猎于南苑，因之而进行的系列政务活动并非出于政治上的自觉，也未对园林理政的形式和内容有所把握，而是临时性的权宜行为。南海子，在时间线上固然可作为园居理政的起点，但仅为初肇；康熙时代畅春园的营建，才是园居理政实
①何瑜认为：“随着清代历史的演变，各园林之间功能的强弱和兴衰递嬗的变化，均有脉络可循。如在京师，紫禁城虽说始终是大清王朝的政治中心，但其余的政治中心，顺治时主要是南苑和西苑；康熙时除南苑、西苑外，还有三山五园中的畅春园和玉泉山的澄心园（后改为静明园）；清中后期，雍乾嘉道咸五朝，除西苑以外则主要是以圆明园为核心的三山五园；到晚清同光两朝，则主要是西苑和修复之后的颐和园。”（何瑜：《浅谈清代圆明园的政治历史地位》，《圆明园》2012年第13期）其观点是就皇家园林的总体理政功能而言的，故强调不同时期地位得以凸显的园林。但笔者认为，从皇帝的角度来看，“朕即天下”，固然会由此在微观的时间点上形成因皇帝亲临而出现的诸多政治中心，但单纯以皇帝为视角，会对园居理政以及清代皇家园林整体功能的研究造成局限，甚至某种牵制。为此，有必要拓宽研究视角，将皇帝之外的整个清代王朝体系中的政治制度以及官僚系统的反应和认知纳入考量范围，此外，宫苑格局对清代皇权体制乃至北京城市建设的长期影响亦应考虑在内。从宏观来看，具有理政功能的园林受地理环境、园林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在行使该功能之时情况各有不同，如西苑（三海）因毗邻皇宫，故并不构成实质上的二元理政模式，而同时期帝王临幸的诸多园林之中则会自然而然地突出某一园林，进而形成与紫禁城相仿佛的二元理政中心的另外一元。故而，一宫的地位永恒不变，多苑虽长期存在，二元理政的中心点也屡有变化，但二元理政模式则长久不变。
②杨念群：《南海子：清朝园林理政模式的起点》，《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8月31日。
③南海子与南苑在明清时代可视为等同的概念，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1：“又有南海子，在京城南二十里，旧为下马飞放泊，内有按鹰台。明永乐十二年增广其地，周围凡一万八千六百六十丈，乃育养禽兽、种植蔬果之所。中有海子，大小凡三，其水四时不竭，一望弥漫。”（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贺次君、施和金点校，中华书局，2005年，第447-448页）清代对南海子大加修建，更名为南苑。
④何瑜：《浅谈清代圆明园的政治历史地位》，《圆明园》2012年第13期，第10页。
⑤《清世祖实录》卷92，顺治十二年六月丁巳。
120
至名归的起点。而康熙朝的南苑，则在其间充当了过渡角色。
康熙帝的园居理政，起初与顺治朝并无不同，出于调养身体的需要，将政务活动地点由皇宫自然地过渡到南苑。据实录记载，康熙十二年（1673）四月“乙卯，上幸南苑。谕学士傅达礼曰：南苑乃人君练武之地。迩来朕体不快，暂来此地静摄”。①而行幸苑囿仍不废政事、不中断学习，则属康熙朝处理政务的常态。同年七月，“谕讲官傅达礼曰：朕或出郊外，或幸南苑，尝不辍讲，以此翰林官员每次随从。但翰林各官俱远离家乡，京城毫无资产，扈从不免艰苦，殊为可念。嗣后扈从讲官所用帐房及一切应用物件，酌定数目，由内府给与”。②也许正是由于翰林官员随行南苑，令康熙帝萌生了以园林为题考试翰林的想法。时任翰林院编修张英记述：“（康熙十二年）三月上幸南苑，命臣英偕同官臣史鹤龄扈从于行宫进讲，诏献《南苑赋》。嗣后，每巡行必侍从，或独往，或与侍读臣孙在丰偕。是时，扈跸多在南苑新宫，绿槐高柳，掩映丹甍，千幕周罗，六师环列。卫霍金张以及期门羽林之士，翼豹尾而处者，云蒸雷殷，深严宏丽，不可殚述。”③
以诗赋书写园林，亦可视为康熙帝为在臣僚之间达成园林功能的共识而设计的文化活动。据张英记载：“康熙十有二年癸丑孟夏之吉，天子临幸南苑，六军云会，万乘雷动。小臣忝文翰之班，特奉命珥笔以从，目睹旷远之神皋，心慑豫游之禁地。平畴绿野，时值丰穰。大辂青旂，备观巨丽。复拜纶音，命献诗赋。一介鄙儒，恭逢盛事，顿忘谫陋，窃效讴吟。”④
翰林奉诏而献的《南苑赋》，反映了康熙朝臣僚对南苑乃至整个皇家园林的认识，同时也代表他们对皇帝园居的看法。赋文中对南苑的地理形势及北京城的宫苑格局有所描述。如彭孙遹指出：“皇居拱于北辰，灵囿开于南苑。俯洲渚之凭隆，对河山之旷远。地临冀野，水汇桑干。山从西夹，海似东渐。”⑤尤侗颂道：“大哉我国家之宅燕京也！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黄河。宫阙之壮，苑囿之巨，盛矣丽矣！由京城而南，又有南苑，以为牧放禽兽、艺植蔬果之所，其水汪洋千顷，有海子之名。”⑥徐乾学亦指南苑“当燕蓟之旧域兮，散箕尾之光烛。倚雄关以北镇兮，抚中夏以南瞩”。⑦翰林们认为，园林是都城形胜的延续，是壮盛巨丽的都城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园林内部的景观，赋文予以铺陈描绘。彭孙遹侧重记述瓜果蔬菜和飞禽走兽，状写自然风光：“澶漫百里，夙号沃瀛。果蓏千区，于焉滋植。珍群异羽，充牣乎其中。复道行宫，纷萦乎其际。”⑧张英强调园林集天然与人工为一体：“其水则清渠环绕，味比甘泉。石桥横而长鲸飞动，画舸系而彩鹢翩跹。高柳垂而飞絮，密荷簇而如钱。嘉鱼咸沐于大泽，锦鳞戏而便娟。其木则宫槐禁柳，浥露含烟，松柏郁秀，桃李争妍。绕别殿而千张，色苍翠而参天。其兽则獐鹿麏麚，黄羊白兔，野雉朝飞，幽禽在树。每应弦而辄中，时儦俟而群友。既草浅而兽肥，复风高而鹰骤。其外则周遭百六十里，跨川原而为墙。长亩绣错于平壤，花村散布于崇冈。瓜田
①《清圣祖实录》卷42，康熙十二年四月乙卯。
②《清圣祖实录》卷42，康熙十二年七月戊寅。
③张英：《笃素堂文集》卷5《讲筵应制集序》，《张英全书》上册，江小角、杨怀志点校，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17页。
④张英：《笃素堂文集》卷1《南苑赋》，《张英全书》上册，第231页。据史料，奉命献赋的翰林列名如下：尤侗（1618—1704）、 施闰章（1618—1683）、郭棻（1622—1690）、沈荃（1624—1684）、叶方蔼（1629—1682）、沈世奕（1629—1684）、 徐乾学（1631—1694）、彭孙遹（1631—1700）、周弘（1637—1705）、张英（1637—1708）、张玉书（1642—1711）、 王鸿绪（1645—1723）、高士奇（1654—1704）、史鹤龄（生卒不详）。
⑤彭孙遹：《松桂堂全集》卷1《南苑赋》，《彭孙遹集》，霍西胜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7页。
⑥尤侗：《南苑赋》，叶幼明主编：《历代词赋总汇·清代卷》第10册，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8668页。
⑦徐乾学：《南苑赋》，《历代词赋总汇·清代卷》第10册，第8941页。
⑧彭孙遹：《松桂堂全集》卷1《南苑赋》，《彭孙遹集》，第26页。
则千畦共秀，麦陇则比户同穰。其内则宫阙参差于绿树，亭台亏蔽于疏杨。列东西而为宫，分新旧而殊方。”①尤侗笔下的园林富于四时色彩：“尔乃旭日方迟，惠风微扇。花片铺茵，柳条垂线。谷伐木而迁莺，巢衔泥而聚燕。散榆钱于堤边，吹麦浪于陇畔。斯春夏之睻妍，乐青郊之堪玩。又如金飙初厉，玉露常凝。远天宾雁，高台鹰。枫垂红于极浦，梧秀碧于中陵。瑶花飞而积雪，木叶落而坚冰。斯秋冬之严肃，信白辂之宜乘。”②
帝王的活动无疑是皇家园林区别于私家园林的重要特点，也是其富丽雄浑的园林景观的源泉，因而成为翰林们描绘的主题之一。如徐乾学点出帝王来此是基于对讲武习猎的重视：“当是时也，天子方精思要道，穷神邃古。优游乎万几之庭，翱翔乎六艺之圃。念虎臣于在泮，览干戚于雅舞。稽蒐狝乎往典，饬车徒而讲武。”③张英则在“讲武”之外还提到了“典学”：“登高原而纵遐瞩，翠辇时驻于翠微。旷远绝夫尘嚣，帷天地而幕六合。地最宜于经武，比岐周之镐洛。寓训练于驰驱，骋骅骝于寥廓。天子御焉，行将循蒐苗之古礼，格飞走于林壑。乃武事之既缵，更励精于典学。和风快其南来，微凉生于殿角。虽游豫之晏闲，罗缥缃于紫阁。”④
结合南苑实际的功能，翰林不约而同地以阅伍观稼为中心，此外，描写朝臣的盛世感悟也是《南苑赋》的核心内容。张玉书认为：“方今海寓清平，泰阶宁谧。天子锐意万几，留情史策。箴宵衣，儆旰食。重田功，息民力。曾勿事乎游览，犹时儆夫盘逸……于斯时也，文教浃，武功树。濊泽旁流，英华布濩。方且跻一世于春台，奠蒸黎于乐土。枞周室之鼓钟，追虞廷之干羽。簪笔微臣，将咏由庚，颂华黍。美斯干，歌湛露。祝圣德之日升月恒，而岂徒夸乎相如子云之赋。”⑤通过对园林美景以及园林活动的书写，翰林官们建立起对圣明君主的崇敬之情，以及生当盛世的感慨。南苑佳景，在翰林官笔下成为安定时世的历史象征。
以赋写南苑的形式，康熙帝与汉族朝臣之间形成对离宫御苑文化功能的沟通与理解。南苑既为京城形胜之区，又为习武讲武之所，同时也是康熙帝勤政典学之地。水土清佳的自然条件与盛世明君的文治武功融汇为清代皇家园林的文化积淀，为园居理政功能的实质性突破奠定了基础。
二、 始建畅春：园居理政模式的正式确立与政治实践
亲身参与皇家园林的兴建，并赋予其皇权政治下的园林功能，始于康熙帝建畅春园。一方面，园林对清帝生活的重要意义得以凸显；另一方面，园林在政务活动中的作用和地位得到强化。园居理政模式正是在兴建和利用畅春园的过程中正式确立，并随着政务活动的开展而固定下来。
《畅春园记》可谓清帝集中抒写园林观念的首篇文献，反映了康熙帝对皇家园林功能的理解。畅春园的选址，在京城西北，“都城西直门外十二里曰海淀。淀有南有北，自万泉庄平地涌泉，奔流??，汇于丹陵沜。沜之大，以百顷，沃野平畴，澄波远岫，绮合绣错，盖神皋之胜区也”。良好的自然地理环境为身心休养带来便利，康熙帝认为：“朕临御以来，日夕万几，罔自暇逸，久积辛劬，渐以滋疾。偶缘暇时，于兹游憩，酌泉水而甘，顾而赏焉。清风徐引，烦疴乍除。爰稽前朝戚畹武清侯李伟，因兹形胜，构为别墅。”同时，皇帝在此可与家人团聚，共享天伦，“每以春秋佳日，天宇澄鲜之时，或盛夏郁蒸，炎景烁金之候，机务少暇，则祗奉颐养
①张英：《笃素堂文集》卷1《南苑赋》，《张英全书》上册，第232页。
②尤侗：《南苑赋》，《历代词赋总汇·清代卷》第10册，第8668页。
③徐乾学：《南苑赋》，《历代词赋总汇·清代卷》第10册，第8941页。
④张英：《笃素堂文集》卷1《南苑赋》，《张英全书》上册，第233页。
⑤张玉书：《南苑赋》，《历代词赋总汇·清代卷》第10册，第9026-9027页。
122
游息于兹，足以迓清和而涤烦暑，寄远瞩而康慈颜。扶舆后先，承欢爱日，有天伦之乐焉”。①
畅春园分散了大内皇宫的部分职能，改善了皇帝及其家人的居住环境。
建园的基本原则为节俭，以爱惜民力。康熙帝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勤俭帝王，严于律己、躬行节俭贯穿其治国理政之始终。畅春园的前身为李伟的园林，此时已是“圮废之余，遗址周环十里，虽岁远零落，故迹堪寻”，康熙帝“诏内司，少加规度，依高为阜，即卑成池。相体势之自然，取石甓夫固有，计庸畀直，不役一夫。宫馆苑籞，足为宁神怡性之所。永惟俭德，捐泰去雕，视昔亭台丘壑林木泉石之胜，絜其广袤，十仅存夫六七，惟弥望涟漪，水势加胜耳”。“其轩墀爽垲，以听政事，曲房邃宇，以贮简编，茅屋涂茨，略无藻饰。于焉架以桥梁，济以舟楫，间以篱落，周以缭垣，如是焉而已矣”。②这种节俭的理念此后还表现在次第缓建和日常精打细算之中。③总之，在康熙帝看来，有效地避免营建苑囿所带来的奢靡之风，就要从园林的建造入手，爱惜民物，以节俭行建造。他认为：“若乃秦有阿房，汉有上林，唐有绣岭，宋有艮岳，金缸璧带之饰，包山跨谷之广，朕固不能为，亦意所弗取。朕匪敢希踪古人，媲美曩轨，安土阶之陋，惜露台之费，亦惟是顺时宣滞，承颜致养。期万类之乂和，思大化之周浃。一民一物，念兹在兹，朕之心岂有已哉。”④当自古以来苑囿被视为帝王奢靡生活标志的印象与康熙帝以身作则、节俭建园的实际行为相碰撞，苑囿的负面形象势必有所减轻。在康熙朝史料中，有不少朝臣请求康熙帝驾临畅春园颐养身体的档案，而康熙帝也以畅春园有益身心作答。可见，畅春园既为皇帝调养身体所必需，又能成为政务处理的辅助空间的认识渐渐深入人心。
在园林一般性赏景功能之外，康熙帝还赋予畅春园皇权属性下的政治功能。在他的园林规
划和实践中，皇帝不仅可以欣赏自然美景，“当夫重峦极浦，朝烟夕霏，芳萼发于四序，珍禽喧于百族”，而且可以在园林中观稼劳农，“禾稼丰稔，满野铺芬，寓景无方，会心斯远。其或穱稌未实，旸雨非时，临陌以闵胼胝，开轩而察沟浍。占离毕则殷然望，咏云汉则悄然忧。宛若禹甸周原在我户牖也”。⑤而畅春园的命名，则寄寓着帝王期待四海升平、国泰民安、江山稳固的政治用意。“既成，而以畅春为名，非必其特宜于春日也。夫三统之迭建，以子为天之春，丑为地之春，寅为人之春，而《易》文言称乾元统天，则四德皆元，四时皆春也。先王体之以对时育物，使圆顶方趾之众，各得其所，跂行喙息之属，咸若其生。光天之下，熙熙焉，皞皞焉，八风罔或弗宣，六气罔或弗达，此其所以为畅春者也。”⑥
清人吴振棫称：“计一岁之中（康熙帝）幸热河者半，驻畅春者又三之二。”⑦随着皇帝驻留畅春园之时日一年多于一年，园居理政由权宜渐转为常态。以帝王为绝对核心的专制王朝，其内廷决策场所往往随皇帝行止而不时发生变化。当园居理政成为常态的政务运转模式，畅春园的政治地位亦因皇帝的久居而得到提升，发展成为皇宫外的又一处权力中枢所在。康熙帝在畅春园园内处理的政事种类繁多，包括臣僚觐见、任命官员、庶吉士散馆、阅试武举骑射、赐宴蒙古王公大臣、接见外国使节等等，其中又以民族事务以及对外事务为重。为加强满蒙关系，
①康熙帝：《御制文第二集》卷33《畅春园记》，《万寿诗·清圣祖御制诗文》第4册，《故宫珍本丛刊》第545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128-129页。
②康熙帝：《御制文第二集》卷33《畅春园记》，《万寿诗·清圣祖御制诗文》第4册，第128-129页。
③关于康熙帝节俭建园的实际情形，可参见拙文《崇俭戒奢：康熙帝与畅春园的兴建、扩建与日常管理》，《畅春园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④康熙帝：《御制文第二集》卷33《畅春园记》，《万寿诗·清圣祖御制诗文》第4册，第129页。
⑤康熙帝：《御制文第二集》卷33《畅春园记》，《万寿诗·清圣祖御制诗文》第4册，第128页。
⑥康熙帝：《御制文第二集》卷33《畅春园记》，《万寿诗·清圣祖御制诗文》第4册，第129页。
⑦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18，鲍正鹏校点，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92页。另据张恩荫统计，“直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玄烨病逝于园内寝宫，36年间累计驻跸畅春园257次3870余天（宿），年均驻园7次107天”。（张恩荫：《圆明大观话盛衰》，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第6页）
123
康熙帝多次于畅春园赐宴外藩蒙古，并逐渐形成定例，赐宴场所有含淳堂、万寿亭、万树红霞、九经三事殿等处。畅春园也多次成为接见外国来使之地，如康熙五十九年，在畅春园的九经三事殿，康熙帝接见了葡萄牙使臣斐拉理、罗马教皇使臣嘉乐等。除各国使臣外，来华传教士如白晋、张诚、李明、马国贤等，同样得到允许出入畅春园，为畅春园的历史平添了些许国际色彩。
皇帝园居而不废政务，园居理政遂得到了朝臣们的认同，“皇上之御瀛台及畅春园，与在宫中无异”。①部院各衙门本章每日送交内阁，再由内阁转送畅春园听理，内阁权力的提升也由此而来。通过畅春园的政务实践，皇家园林在皇权政治体系的功能得以清晰呈现。除了作为政务处理地点的存在价值之外，园林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园居资源增强了政务活动的文化色彩，同时也为清帝提供了更广阔的活动空间。宫苑二元理政模式的确立，不仅强化了皇家园林的政治地位，随着皇帝行止居处而相应建立起一系列有助于政务处理的措施，也增强了政务活动的应变性和因地制宜的色彩。康熙帝认为，了解民间疾苦在政务处理中很重要，“康熙元年间去明代不远，明之官员太监尚有存者。朕闻其君常处深宫，不与臣下相见，而惟与宦竖相处，既不读书，亦不勤政，所以上下之情壅蔽不通，民间疾苦竟罔闻知”。②皇帝活动空间的增大，对于随时了解民情风土，掌握地方情况，进而有针对性地决策提供了便利。康熙帝自称“至巡幸各省，于风俗民情，无不咨访，即物性土宜，皆亲加详考。每至一方，必取一方之土，以试验之”。③这些体验渗透并转化为皇帝个人对于各地风土民情、地性物产的理解，并在园林中经过亲自实验转化为政务处理的基本常识，继而用于指导治理天下的政治实践。
据《清实录》记载，康熙四十三年十一月，天津总兵蓝理题请在天津等处开垦水田，康熙
帝仔细考虑后，根据实践经验提出疑虑，“朕以为水田不可轻举者，盖北方之水，难于积蓄。初任之官，但当雨水有余时，见水之大，遂以为可种水田。不知骤长之水，即浚沟引入，其涸固甚易也。观琉璃河、莽牛河、易河之水，入夏皆涸，则可知矣。北方水土之性迥不同于南方”，以此提醒官员商议后再做决定，并认为应按地方之形、随水土之性而作出决策。④到十二月底，地方官员限定开垦水田的地域为“直隶沿海旷地，丰润、宝坻、天津等处洼地”，仿南方水田栽稻，先试验性开垦1万余亩，方案可操作性增强，因而得到康熙帝的采纳。⑤
畅春园内的理政经验，影响到康熙四十二年避暑山庄的兴建，康熙帝认为，“一游一豫，罔非稼穑之休戚；或旰或宵，不忘经史之安危。劝耕南亩，望丰稔筐笤之盈；茂止西成，乐时若雨旸之庆。此居避暑山庄之概也”。进而指出，“至于玩芝兰则爱德行，睹松竹则思贞操，临清流则贵廉洁，览蔓草则贱贪秽，此亦古人因物而比兴，不可不知。人君之奉，取之于民，不爱
①据起居注，康熙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庚子，辰时，上御瀛台勤政殿听政，部院各衙门官员面奏毕。大学士伊桑阿、阿兰泰、王熙、张玉书，学士王国昌、王尹方、傅继祖、王掞、温保以折本请旨毕。伊桑阿等奏曰：‘臣等以谕旨传之九卿。九卿官员跪奏云，皇上之御瀛台及畅春园，与在宫中无异，但何处相宜，便当驻跸。惟皇上圣躬安和，臣等皆不胜欢忭。臣等每日奏事时必先仰瞻天颜，皇上圣颜和畅，臣等退出必互相欢欣乐道。若睹圣颜稍有违和，必相顾悚惕，大小臣工无不皆然。臣等蒙皇上深恩，得膺显秩，多历年所。皇上之不自暇逸，励精政务，笃念民生，皆臣等之所素知。且天下幅员至广，自古以来未有如我国家者。以海宇之寥阔如此，一方小有水旱，此亦自然之数。从古迄今，水旱皆所时有。去年陕西西安、凤翔二府被灾，皇上已经颁发帑金，遣官赈济，蠲免钱粮，顷又发帑金百万两，遣大臣往赈，并转输漕粮及邻省米谷。自古救荒，未有如今日之周至者也。灾黎仰沾圣泽，自获安全。伏望皇上宽释焦劳，或驻瀛台，或驻畅春园，随便调摄圣躬，臣愚不胜欣幸。’”（《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3册，康熙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9年，第1384-1388页。）
②《清圣祖实录》卷254，康熙五十二年四月甲寅。
③《清圣祖实录》卷231，康熙四十六年十月乙亥。
④《清圣祖实录》卷218，康熙四十三年十一月戊午。
⑤《清圣祖实录》卷218，康熙四十三年十二月乙酉。
124
者，即惑也”。①园林美景有自然，有人工，而人君建园的理念则是畅享园景的同时，保持与宫中同样的政务处理状态，即所谓“与宫中无异”。据《穹览寺碑文》载，“朕避暑出塞，因土肥水甘，泉清峰秀，故驻跸于此，未尝不饮食倍加，精神爽健，所以鸠工此地，建离宫数十间。茅茨土阶，不彩不画，但取其容坐避暑之计也。日理万几，未尝少辍，与宫中无异”。②
畅春园的兴建以及康熙帝的园居理政实践，为清代北京一宫多苑城市格局和宫苑二元理政模式的正式确立奠定了根基。皇家园林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园居环境，为部分地转移皇宫的政治职能提供了便利条件。在政治实践中，基于皇权的需要，有机地实现宫苑二者的结合，应该说，是清代君主历史性的开创。
三、 赐名圆明：祖宗之法与宫苑格局的发展和维系
康熙朝之后，紫禁城外的政治核心逐渐转向圆明园。雍正、乾隆两朝，逐步实现了园居理政模式的皇权过渡，并在绍续祖宗之法的前提下于制度建设、御园规模、园林功能等方面有所拓展；嘉庆、道光、咸丰三朝，园居理政模式仍得以维系，但随着皇权政治走向衰微，朝臣对其的质疑日益增多，终止于圆明园被焚；至光绪朝重建颐和园，宫苑二元理政模式一度在京城西北郊短时间重现，但皇权政治处于虚弱状态，御园昔日气象不再，与畅春园、圆明园时代无法相提并论。
（一）绍续祖宗之法
雍正帝的《圆明园记》和乾隆帝的《圆明园后记》是继《畅春园记》之后的两篇以帝王之尊阐释园林理念的核心文献。清代帝王对其前代祖宗，一般都持有祗畏敬奉的心态，力图总结并继承他们的治道家法。在皇家园林的建造以及功能性定位方面也是如此。
雍正帝在《圆明园记》中指出，圆明园是依畅春园而建造，崇尚天然、减省工役的建园理念也是仿照畅春园。雍正帝继位后长居圆明园，也是效仿康熙帝园居理政的思路。“及朕缵承大统，夙夜孜孜。斋居治事，虽炎景郁蒸不为避暑迎凉之计。时逾三载，佥谓大礼告成，百务具举，宜宁神受福，少屏烦喧。而风土清佳，惟园居为胜。始命所司酌量修葺，亭台丘壑，悉仍旧观。惟建设轩墀，分列朝署，俾侍值诸臣有视事之所。构殿于园之南，御以听政。”③雍正帝一再重申圆明园内活动均效仿其父。“凡兹起居之有节，悉由圣范之昭垂。随地恪遵，罔敢越轶。其采椽栝柱，素甓版扉，不斫不枅，不施丹雘，则法皇考之节俭也。昼接臣僚，宵披章奏，校文于墀，观射于圃，燕闲斋肃，动作有恒，则法皇考之勤劳也。春秋佳日，景物芳鲜，禽奏和声，花凝湛露，偶召诸王大臣从容游赏，济以舟楫，饷以果蔬，一体宣情，抒写畅洽，仰观俯察，游泳适宜，万象毕呈，心神怡旷，此则法皇考之亲贤礼下、对时育物也。”④节俭、勤政、亲贤礼下、对时育物的效法，反映了康熙时代建园和园居理政理念的深远影响。而圆明园的命名则是直接得自康熙帝。“夫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若举斯义，以铭户牖，以勖身心，虔体天意，永怀圣诲，含煦品汇，长养元和，不求自安而期万方之宁谧，不图自逸而冀百族之恬熙。庶几世跻春台，人游乐国，廓鸿基于孔固，绥福履于方来，以上答皇考垂佑之深恩。”⑤就目的而言，“圆明园”之名与畅春园的命名并无本质区别，同为寄寓皇帝对明君贤相、天下太平的治世期待。
①康熙帝：《御制避暑山庄记》，承德避暑山庄管理处编：《避暑山庄风景诗选》，1979年，第108页。
②康熙帝：《御制文第三集》卷24《穹览寺碑文》，《万寿诗·清圣祖御制诗文》第5册，第198页。
③雍正帝：《圆明园记》，于敏中等编：《日下旧闻考》卷80，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321-1322页。
④雍正帝：《圆明园记》，《日下旧闻考》卷80，第1322页。
⑤雍正帝：《圆明园记》，《日下旧闻考》卷80，第1322-1323页。
125
乾隆帝自称，“无日不以皇考之心为心，皇考之政为政”。①在《圆明园后记》中，他强调继续秉承康熙时代确立的祖宗之法，“昔我皇考因皇祖之赐园，修而葺之，略具朝署之规，以乘时行令，布政亲贤，而轩墀亭榭、凸山凹池之纷列于后者，不尚其华尚其朴，不称其富称其幽”。而园居之时忧患天下的心态也与祖、父一脉相承，“我皇考之先忧后乐，一皇祖之先忧后乐，周宇物而圆明也。圆明之义，盖君子之时中也。皇祖以是名赐皇考，皇考敬受之而身心以勖，户牖以铭也。不求自安而期万方之宁谧，不图自逸而冀百族之恬熙，则又我皇考绥履垂裕于无穷也”。为绍续祖、父之道，乾隆帝居旧园，慎建新园。“予小子敬奉先帝宫室苑囿，常恐贻羞，敢有所增益。是以践阼后所司以建园请，却之。既释服，爰仍皇考之旧园而居焉。”关于园林赏景与勤政爱民的关系，乾隆帝也有所论述：“夫帝王临朝视政之暇，必有游观旷览之地，然得其宜，适以养性而陶情，失其宜，适以玩物而丧志。宫室服御、奇技玩好之念切，则亲贤纳谏、勤政爱民之念疏矣，其害可胜言哉。我皇考未就畅春园而居者，以有此圆明园也。而不斫不雕，一皇祖淳朴之心。然规模之宏敞，丘壑之幽深，风土草木之清佳，高楼邃室之具备，亦可称观止。实天宝地灵之区，帝王豫游之地，无以逾此。后世子孙必不舍此而重费民力以创建苑囿，斯则深契朕法皇考勤俭之心以为心矣。”②
综上可知，雍正、乾隆两朝承续康熙朝的园林理念，将宫苑二元理政模式转移到圆明园。如《日下旧闻考》的编纂者所言，“苑囿之设，所以循览郊原，节宣气序。仰惟开国以来，若南苑则自世祖肇加修葺，用备蒐狩。而畅春园创自圣祖，圆明园启自世宗，实为勤政敕几、劭农观稼之所。皇上（乾隆帝）绍庭继述，每岁恭值驾幸圆明园。凡莅官治事，一如内朝，晷刻靡间。其旁近园居，若清漪、静明、静宜诸园，规制朴略，以备岁时观省，恭诵宸章。惟以民依物候、雨旸农谷为务”。③圆明园被定位为园居理政的中心，其他诸园各自发挥相应的辅助功能。
（二）创建圆明园轮班奏事之制
雍正、乾隆两朝进行了园居理政的制度性建设。雍正三年（1725）八月，雍正帝首次行幸圆明园，“谕吏部、兵部：朕在圆明园，与在宫中无异。凡应办之事，照常办理。尔等应奏者，不可迟误。若无应奏事件，在衙门办事，不必到此。其理事之日，尔等于春末秋初，可趁早凉而来；秋末春初，天时寒冷，于日出之前起行。不但尔等不受寒暑，即随从人夫亦不至劳苦矣”。④雍正四年六月，“谕八旗都统等：从前八旗护军俱由京城往畅春园换班行走。朕念其往返之间稍觉费力，特发帑金数十万两，于圆明园附近盖造房屋，派护军三千名居住，以供圆明园之差役。既有益于贫乏无房屋之人，而在京之护军又得免于往来行走之累”。⑤雍正朝的系列举措，为常态化、正式化的园居理政提供了保障。
乾隆三年（1738）正月，“谕大学士鄂尔泰等：都城西郊，地境爽垲，水泉清洁，于颐养为宜。昔年皇祖皇考皆于此地建立别苑，随时临幸。而办理政务，与宫中无异也……向来部院及八旗大臣皆轮班奏事，自仍照旧例行。至诸臣中有陈奏事件，即行具奏，不必拘定轮班日期，大学士等可通行传谕知之”。由此确定圆明园轮班奏事之制。⑥轮班奏事，是园居理政制度化的进步，也是园林政治功能进一步提升并得到确认的标志。
次年，轮班奏事制度在南苑开始执行。“谕：朕驻跸南苑，部院八旗等衙门着照圆明园之例
①《清高宗实录》卷62，乾隆三年二月壬辰。
②乾隆帝：《圆明园后记》，《日下旧闻考》卷80，第1323-1324页。
③于敏中等编：《日下旧闻考》卷74，第1231页。
④《清世宗实录》卷35，雍正三年八月壬辰。
⑤《清世宗实录》卷45，雍正四年六月甲戌。
⑥《清高宗实录》卷60，乾隆三年正月乙丑。
126
轮班奏事。天气寒冷，吏兵二部轮班之日，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不必前往。”①此后，皇帝行幸之地，奉行与圆明园一样的轮班奏事制度。乾隆六年九月，“谕：朕于十六日至汤山驻跸数日，二十日至圆明园。自十六日以后，每日照常进本。各部院衙门及八旗亦照常轮班奏事。汤山去京不远，有应行引见官员，即着带来引见”。②到乾隆五十四年，这种皇帝驻跸行宫与在宫中无异的理政观念已经拓展至避暑山庄以及南北两路行宫。“谕：每年夏间驻跸热河，至秋令进哨，以为柔远诘戎之举，典至盛也。但避暑山庄以及南北两路行宫，地方广阔，较之瀛台、三海、圆明园、三山等处相仿。”③轮班奏事在清帝驻跸地的制度性延展，反映出一宫多苑京城格局的远程辐射效应，进一步说明保持紫禁城政治中心稳定不变，另一中心随清帝驻跸地点而相应转移的弹性效果。
（三）强化园居理政相关理念
在制度化的基础上，皇帝还以诗文等形式进一步强化了园居理政的各种理念。居安思危、勤政爱民、宫苑无异等理念被一再强调，各苑囿的功能以及相应地位也被固定化。
（1）传承居安思危、勤政爱民的理念
园居不是贪图安逸享乐，而是要时刻不忘君主的责任，以居安思危、勤政爱民为志。乾隆帝认为，作为帝王，要随时随地随遇而安：“随安室，青宫时书屋名也。盖所遇而安，昔时藉以淑己而已。今则四海之广，兆民之众，无不欲其随时随地而安，抑亦难矣。故凡宫禁园庭，仍以是名之，触目警心，亦识其安之艰致云尔。”④这一理念，在各处离宫御苑景观建筑的命名方面均有体现，在此不一一赘述。乾隆二十年重修德寿寺，次年在《御制重修徳寿寺碑记》中，乾隆帝指出，“后之人抚苑囿之繁盛，仰兰若之庄严，因以念开创时虽燕闲骑射，设周阹，逐禽左，足以骋怀游目，而佑庇斯民之思，犹未尝一刻置。其于法宫明堂之上更何如也！则庶几勤民家法，即一寺而昭示无穷，而朕祗绍谟烈、弗敢失坠之意，亦藉以表见云”。⑤乾隆帝的诗作在此一方面亦有所体现，如“三朝旋跸略休停（廿二日自木兰回跸至御园），勤政依然式九经。太室修尝归紫禁，仙园养志奉慈宁。（时届孟冬之祭，应还宫，圣母以年高乐园居，故仍留畅春园，将来往问安视朝期均不误。）娑夷（布鲁特地名）鄂畚（哈萨克地名）同文轨，岳乐伊绵（二处皆木兰内围场地名）更户庭。保泰心惟益乾惕，嘻嘻曷敢励惺惺”。⑥
（2）强化宫苑无异的理念
皇帝行幸苑囿，理政与宫中无异，这是康熙帝兴建畅春园的根本所在，此一方面在雍正、乾隆以后得到进一步的强化。雍正四年，雍正帝谕大学士：“今日朕坐勤政殿，以待诸臣奏事，乃部院八旗竟无奏事之人。想诸臣以朕驻圆明园，欲图安逸，故将所奏之事有意简省耶？朕因郊外水土气味较城内稍清，故驻跸于此。而每日办理政事，与宫中无异，未尝一刻肯自暇逸。已曾屡降谕旨，切告廷臣，令其照常奏事。若朕偶欲静息，自当晓谕诸臣知之。倘廷臣不知仰体朕心，将陈奏事件有意简省，是不欲朕驻跸圆明园矣。”⑦乾隆三年，乾隆帝亦说“昔年皇祖皇考皆于此地建立别苑，随时临幸。而办理政务，与宫中无异也”。⑧嘉庆二十年（1815），嘉庆帝
①《清高宗实录》卷103，乾隆四年十月辛丑。
②《清高宗实录》卷150，乾隆六年九月丁丑。
③《清高宗实录》卷1332，乾隆五十四年六月丁巳。
④乾隆帝：《随安室四咏》序，《御制诗三集》卷63，《故宫珍本丛刊》第557册，第296页。
⑤乾隆帝：《御制重修德寿寺碑记》，于敏中等编：《日下旧闻考》卷74，第1248-1249页。
⑥乾隆帝：《九月廿五日进宫之作》，《御制诗二集》卷81，《故宫珍本丛刊》第554册，第233-234页。括号内为原文小字夹注，下同。
⑦《清世宗实录》卷40，雍正四年正月癸丑。
⑧《清高宗实录》卷60，乾隆三年正月乙丑。
127
重申“诚以我朝家法，勤政为先。驻跸御园，与宫内办事，从无一日少闲”。①咸丰五年（1855），因兵部左侍郎王茂荫奏请暂缓临幸御园，咸丰帝追述祖宗家法，强调“朕宵旰焦劳无时或释，无论在宫在园，同一敬畏同一忧勤”。②可见，及至晚清，宫苑无异的理念仍然为清代君主所秉行不废。当然，随着清朝统治走向衰落，专制皇权的危机日益增强，宫苑无异的理念无法维系，逐渐被质疑和打破。
（3）明确定位宫苑关系及功能
皇宫的核心地位得到尊重，苑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一步彰显。如乾隆帝《养心殿晩坐效白居易体》诗：“都京亿万户，烟火从来盛。紫禁虽九重，自当炎夏令。未如御园中，水木实清净。视朝纵循仪，一端示勤政。避炎而弗行，岂曰持躬敬。宫墙日影落，殿角风来竞。五明讵藉挥，三幡颇堪证。白傅亦有言，凉乃生心定。心定更几暇，遂因试理咏。”③《诣畅春园恭问皇太后安》诗：“平明传跸凤城垣，问寝钦先诣寿萱。（寿萱春永，皇太后所居园中寝殿名也。）数日兴居悬紫禁，高年颐养喜仙园。（皇太后喜园居，故奉养于此，尚未还宫。）便临御苑消清暇，依旧明窗坐宴温。砚匣琉璃宁虑冻，每当触兴亦形言。”④
御苑的功能被分类定位，进一步明确。乾隆四十二年正月，谕军机大臣等：
今日奉移大行皇太后梓宫于畅春园之九经三事殿，妥侑圣灵。盖缘畅春园乃皇祖旧居，雍正九年，皇妣孝敬宪皇后丧仪即在此安奉。朕恭奉圣母皇太后颐和养志四十余年，于畅春园神御所安，最为怡适。是用易盖黄瓦，敬设几筵，奉移成礼。所谓礼缘义起，行乎心之所安也。若圆明园之正大光明殿，则自皇考世宗宪皇帝爰及朕躬，五十余年莅官听政于此。而门前内阁及各部院朝房，左右环列，规模远大，所当传之奕禩子孙，为御园理政办事之所。恐万年后，子孙有援九经三事之例，欲将正大光明殿改换黄瓦者，则大不可。且观德殿及静安庄所建殿宇宫门，体制闳整，以之移奉暂安，足以备礼尽敬，何必别议改作乎。至园内之长春园及宫内之宁寿宫，乃朕葺治，为归政后所居。将来我子孙有绍美前休、耄期归政者，亦可留为憩息之地。均不宜轻事更张。若畅春园，则距圆明园甚近，事奉东朝，问安视膳，莫便于此。我子孙亦当世守勿改。着将此旨录写，封贮尚书房、军机处各一份。传示子孙，以志毋忘。⑤
综合以上史实，康熙朝是清代北京宫苑格局确立的关键时期。赋写南苑，是康熙朝君臣对皇家园林功能的一次大规模公开讨论，也是宫苑格局形成前的必要过渡；兴建畅春园，则标志着园居理政实践的正式开展，由此带来皇家园林政治地位的显著提升和一宫多苑城市格局的正式形成。在宫苑格局的塑造过程中，乐享自然、节俭造园、对时育物等园林建设理念，与轮班奏事、勤政亲贤、宫苑无异等园居理政思想汇合交融，逐步被确立为清代皇家园林的“祖宗之法”。
一宫多苑的地理格局和宫苑二元理政模式是康熙时代的历史性开创。以畅春园的兴建为标志，京城一宫多苑地理格局逐渐形成，宫苑二元理政模式日趋成型，并在此后得到清代诸帝的认同和传承。在皇权统治的维系下，一宫多苑的地理格局和宫苑二元理政模式影响清代北京两百余年。随着皇家园林的陆续兴建，配套建城关、增置八旗护军、修缮辇路、在辇路旁种植柳树等措施为京城局部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伴随清帝络绎而来的，还有人数众多的朝野人士；宗室以及大臣的赐园，私人营造的别业等也纷纷建造起来。皇家园林在政治、经济、
①《清仁宗实录》卷307，嘉庆二十年六月戊辰。
②《清文宗实录》卷165，咸丰五年四月丙午。
③《御制诗三集》卷91，《故宫珍本丛刊》第558册，第317页。
④《御制诗二集》卷90，《故宫珍本丛刊》第554册，第352页。
⑤《清高宗实录》卷1026，乾隆四十二年正月丙申。
128
文化、社会诸方面的辐射效应日益显现，进而成为清代北京城市发展的有力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