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年，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如迅猛狂飓席卷着中国北方大地，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都密切注视着中国北方的局势，并乘此机会登台表演，以达其不同的政治目的。中国的社会政治舞台一时间呈现出复杂纷纭而又多姿多彩的场面。那么，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有何活动？他对义和团的认识怎样？探究这两个问题无疑对进一步认识孙中山及其革命派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之间的关系，汲取孙中山思想的合理因素，是有所裨益的。
一、 孙中山在义和团运动期间的活动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被清朝政府悬赏通缉，浪迹天涯，流亡海外，革命活动遭受极大挫折。但他并没有被暂时的困难所吓倒，决心重整旗鼓，等待时机，准备新的反清武装起义，对革命事业充满必胜的信念。
1897～1898年，当帝国主义列强开始掀起瓜分中国领土狂潮的时候，孙中山敏锐地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要求革命党人“须静观清政府之所为如何，暗结日、英两国政府为后劲，我同志之士相率潜入内地，收揽所在之英雄，先据有一二省为根本，以为割据之势，而后张势威于四方，奠定大局”[1]。联络会党是此时孙中山工作的重点。1899年，他派毕永年奔赴两湖地区，联络哥老会，建议兴中会与哥老会合作，联合反清。支持兴中会骨干、惠州三合会首领郑士良的活动，在香港召开三合会首领联席会议，组成兴汉会，确立反清革命目标。孙中山虽远在日本横滨，但仍被公推为会长，领袖地位逐渐形成。
1900年1月，陈少白受孙中山之托回香港创办《中国日报》，宣传反清革命。郑士良、史坚如受命分赴香港及长江流域各地，联络会党，发展革命武装力量。
义和团运动发生后，孙中山密切地注视着中国北方局势的发展，决计利用这个有利时机，“推翻北京政府”，“在华南建立一个独立政府”[2]。“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与华南人民商议，分割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3]。为了达到这个政治目的，孙中山加快了活动节奏，他谋求英日法等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寻求同汉族官僚的合作，发动了惠州起义。
1.谋求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 如前所述，流亡海外的孙中山在帝国主义列强开始瓜分中国领土的时候，就有“暗结日英两国政府为后劲”的思想。义和团运动期间，孙中山曾在日本东京走访法国驻日本公使阿尔芒，请求法国政府为其提供军事援助，并会晤法属安南当局有关官员，希望能给革命党人的活动以方便。与陈少白等兴中会骨干分子联名上书英国香港总督卜力，请求英国政府“助力”“改造中国”[4]。致函日本朝野有关人士，企望日本政府助他“一臂之力”[5]。甚至将惠州起义的军械人员接济和退却路线也寄望于日本政府及其殖民地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造成严重的后果。
2.寻求同汉族官僚的合作 义和团运动发生后，何启等人策划兴中会与两广总督李鸿章合作，拥戴李鸿章组织两广“独立”政府。孙中山虽然“颇不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但认为“此举设使有成，亦大局之福，故不妨一试”[6]。在收到李鸿章幕僚刘学询邀他“请速来粤协同进行”的信后，孙中山即与杨衢云、郑士良等自日本横滨乘轮赴香港，一面准备同李鸿章谈判，一面就近策划武装起义。同李鸿章合作谋求两广独立一事，终因李北上就任直隶总督，拒绝与兴中会谈判而未果。孙中山又认为，“在中国的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尽管分成多派，但我相信今天由于历史的进展和一些因素，照理不致争执不休，而可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7]。基于这种考虑，他前住上海，设想联合各“革新派”（包括李鸿章等洋务派），以两江、两广为基础组成南方“独立”政府，推容闳为总统，与清朝政府相对抗。这个设想虽和“东南互保”有共通之处，但有本质的区别，它是以清朝政府作为敌对目标的，因而不可能得到统治集团中的汉族官僚的赞成，设想变成幻想，最终还是破灭了。
3.发动惠州起义 孙中山在谋求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和汉族官僚的合作的同时，密锣紧鼓地进行着武装反清的准备工作。1900年6月17日，他与郑士良等人自横滨乘轮一抵香港，因港英当局不准他登岸，即在一只小舢板上与香港兴中会负责人举行会谈，研究武装起义的有关工作。会上决定，“由郑士良督率黄福、黄耀廷、黄江喜等赴惠州，准备发动；史坚如、邓荫南赴广州，组织起事及暗杀机关，以资策应；杨衢云、陈少白、李纪堂在港担任接济饷械事务；日本诸同志则留港助杨、陈、李等办事”[8]。7月16日，孙中山等人又乘轮回到香港，“希图从此潜入内地，亲率健儿，组织一有秩序之革命军以救危亡”[9]。但港英当局仍以5年驱逐令未满为由，不准登陆。孙中山当即在船上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将惠州起义的指挥权交给郑士良；福平诚在香港主持起义筹备工作，杨衢云、陈少白等负责饷械接济；毕永年再赴长江流域各地联络哥老会；孙中山等人则折回日本，转渡台湾，设法潜入内地。
孙中山抵达台湾后，一面在台北建立指挥中心，就地加聘军官。一面命令郑士良发动起义。当时，日本政府听取海相山本的意见，企图乘义和团运动之机，强占福建的厦门等地。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得到日本政府的指示后，即表示“赞成”中国革命，并派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与孙中山接洽，许以起义后设法相助。孙中山因此将购得的军械和招募的日本退伍军人集中在台湾，准备伺机潜入内地接应起义军。
孙中山离港后，惠州起义的军事准备工作在郑士良领导下着着进行。他以三合会为主力，调集惠（州）、嘉（应）、潮（州）三府精壮会员600人，选择有良好群众基础的归善县三洲田为根据地，整装待发。但由于弹药不足，先期集中的会员被暂时解散。可是，起义的风声已经传出，清粤督德寿得讯后，即令广东水师提督何长清、陆路提督邓万林率部前往镇压。郑士良急电孙中山请求进止，孙以筹备未竣主张解散。但起义诸将认为清军不足畏，将相机举事，请孙中山设法接济。孙复电称：“若能突出，可直越厦门，至此即有接济”[10]。10月6日，黄福督率80余人夜袭清军，阵斩40人，生擒30余人，初战告捷，先发制人。原拟乘胜追击，与江恭喜部会攻新安。恰逢郑士良自香港持孙中山的复电赶至军中，于是，郑接替黄福，指挥全军，改变原定的计划，沿海岸向厦门方向挺进。
起义军在郑士良的领导下，避实就虚，转战于惠州平山、龙冈、淡水、梁化、白芒花、三多祝等处，队伍曾发展到2万余人。但由于江恭喜部未及集合，梁慕光部攻打惠州城失利，郑士良部实际上已成孤军。
孙中山在获悉惠州起义的消息后，即积极筹饷购械，准备接济。他致电宫崎寅藏，令将原先向菲律宾独立军借到的枪械速送惠州；与儿玉源太郎接洽，请其协助解决武器弹药；致函犬养毅，要他尽力游说日本政府，接济枪炮“为吾人一臂之助”[11]。此外，孙中山还请刘学询为革命军“速代筹资百万”，作为革命胜利后推他任“主政”的条件[12]。但是，由于日本政客奸商的贪污舞弊，菲律宾独立军储存在日本的军械全是废铁。日本政局此时也发生动荡。山县有朋内阁致电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对孙中山的活动表示异议。伊藤博文内阁组成后，更是奉行保全清政府的政策，禁止日本军人参加革命军，并严禁武器出口。托平山周交付刘学询的信函因故未能送达（即使刘学询收到了，也未必肯拿百万元去买个虚幻的“主政”头衔）。给犬养毅和菅原传的求助信也不起作用。这样，孙中山寻求外援，从台湾接济军火和潜渡内地的设想完全化为泡影。
10月22日，山田良政等奉命持孙中山手书，由香港潜往三多祝革命军大营，告知“政情忽变，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无所为。军中之事，请司令自决进止”[13]。在粮械两绝的情况下，郑士良决定将起义军解散，亲率少数精锐逃往香港。大批起义者被迫流落他乡。
10月28日，负责在广州进行策应的史坚如，谋炸粤督德寿，事败被捕。11月9日，不屈就义。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反清武装起义至此完全失败。
惠州起义爆发在义和团运动遭受帝国主义八国联军和国内封建统治者联合镇压的时候，义和团的英勇斗争为孙中山革命派的活动提供了极好的机会，而孙中山的反清斗争又为中国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增添了耀人的光彩。惠州起义是孙中山建立华南独立政府以对抗满清政府的一个途径，但事实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就不能解决”[14]。
惠州起义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敌众我寡，敌强我弱，而直接原因是军械问题，但军械问题又是政治问题造成的。孙中山及其革命派没有认清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把军械人员的接济寄托在日本政府及其殖民地台湾当局的“援助”上，因而打乱了起义军的计划，造成行动上的困难。
惠州起义虽然偏于一隅，规模较小，与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不能相提并论，但它产生了良好而深远的影响。首先，它是孙中山革命派领导的武装力量第一次同清朝军队进行英勇作战，起义军取得的胜利，给革命党人以巨大的鼓舞。孙中山说：“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武器装备并作好充分准备，就能轻易地打败清朝军队”[15]，增添革命必胜的信念。其次，它代表时代的进步方向，引导各种爱国进步力量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从此，“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16]。
二、孙中山对义和团的态度
孙中山并没有对义和团作专门的评论。他在《我的回忆——与伦敦〈滨海杂志〉记者的谈话》中，曾说过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他“经常发表谈话，写文章和演讲”[17]。但我们尚未发现有论及义和团的。孙中山最早论及义和团的文章，是1903年9月21日发表在《江苏》杂志第六期上的《支那保全分割论》。其后，孙中山论及义和团的文章或演讲有：1904年发表在美国纽约的英文专著《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其中3处提到义和团运动；1908年在新加坡发表的《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1处提到义和团；1917年撰写的《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第八章有志竟成》，1处提到义和团；1924年4月12日在著名的《民权主义》第五讲中，有长篇论述。尽管这些文章和谈话、演讲的背景不同，时间跨度较大，但其基本观点还是一致的。
孙中山将义和团的反帝斗争精神视为中国的“民情”、“民气”、“民族思想”。义和团那种浴血奋战、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斗争精神表明，帝国主义列强若想瓜分中国，就必然会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抗，不将中国人“屠戮过半”，就不会有“安枕之时”[18]。“象庚子年发生的义和团，他们的始意是要排除欧美势力的，因为要排除欧美的势力，所以和八国联军打仗”。“义和团的勇气始初是锐不可挡的”。在杨村一战中，义和团虽然遭到帝国主义八国联军的血腥枪杀，“血肉横飞”，“伤亡枕籍”，“还是前仆后继，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19]。对义和团的历史功绩予以高度的评价。
孙中山是那个时代先进的中国人的杰出代表，他虽然高度赞扬义和团那种视死如归的大无畏斗争精神，但绝不欣赏其愚昧无知的笼统排外和落后的斗争手段。他在《民权主义》第五讲中，批评了义和团用大刀长矛去抵抗八国联军的枪炮是“对于欧美的新文化之反动”[20]。义和团若肯舍弃落后的武器，采用新式枪炮，就一定会给侵略者以更沉重的打击。
孙中山虽然对义和团的认识较为正确，但也不乏错误和偏见。他称义和团是“野蛮暴乱”[21]。对义和团的起因缺乏正确的认识，无视当时的历史事实，认为义和团“惑于莫须有之分割致激成排外之心而出狂妄之举”[22]。义和团的排外精神是“满洲人所扶育起来的”，义和团运动的首领“不是别人，正是皇室中的分子”[23]。究其实，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瓜分在那时绝不是“莫须有”的。正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瓜分，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这才是义和团运动的真正起因。
在孙中山的中文著述中，绝少出现污蔑义和团的字眼。有的论者过去往往根据孙中山《致港督卜力书》中提到的清政府将“妖言惑众，煽乱危邦”的“酿祸奸民”“褒以忠义”[24]和孙中山在《支那问题真理》中3处称义和团运动为“拳匪之乱”，而断言在对待义和团的态度上，孙中山与康梁维新派并无二致，都是持敌对态度的。近年来，有的论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致港督卜力书》是由陈少白等起草，经何启修改译成英文后递交的。孙中山当时不在香港，并未参与其事，只是同意领衔签名而已，不应由他来负文中攻击义和团的责任。至于《支那问题真理》中3处称义和团运动为“拳匪之乱”，则是译者的失误，应译为“义和团运动”较为合适。[25]笔者认为，孙中山虽然轻视义和团，他所领导的惠州起义也明确表明“并非义和团团党”，揭起“保洋灭满”的旗帜，以“驱除满洲政府，独立民权政体”作为斗争的目标，[26]自诩为“举动文明，毫无排外”的革命[27]。与“扶清灭洋”的义和团，在斗争的宗旨、斗争的方法和手段上，截然不同。但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冲突，孙中山也没有对义和团持敌对的态度。《致港督卜力书》虽有攻击义和团的词句，但其出发点则是为了揭露清政府。在孙中山的著作中，仅出现1处“拳匪之变”的字样，但也不应视为污蔑义和团的[28]。在宫崎寅藏的著作中，曾有1处记叙孙中山称义和团运动为“拳匪之乱”[29]，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属作者的记录问题。孙中山更多地称义和团运动为“拳乱”、“拳变”，但他对上述译作中出现的攻击和污蔑义和团的词句并未作过辩正，说明他对此是予以默认的。事实上，当时萦绕在孙中山脑际的主要问题，是怎样在国际上孤立满清政府，在国内唤起汉族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推翻满清政府的封建统治。至于怎样称呼义和团，他并无多大的兴趣。
三、余论
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和义和团运动之间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孙中山影响不了义和团，而义和团运动却影响了孙中山。孙中山利用义和团运动造成的有利时机，发动了惠州起义，参与策划拥护李鸿章搞两广“独立”和设想联合各“革新派”组织南方独立政府，以对抗清政府。这在孙中山生涯中是最富于戏剧性的一幕，其中最引人注目，演得有声有色的场面当然是他发动了反清革命的惠州起义。但是，剧终幕落，孙中山已将他的性格、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一切皆能使人思索再三、回味无穷。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与义和团之间并没有联合的基础。孙中山要反清，义和团却要扶清；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旗帜，但他不能提出反帝，他所领导的惠州起义明确地提出要保洋，而义和团却以灭洋为目的；孙中山要联合中国当时各“革新派”，而义和团却将这些革新派连同孙中山的革命派一起视为“二毛子”，与之不共戴天；孙中山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义和团则是仇教的。所有这些，都表明两者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没有联合的基础。
孙中山并没有专门研究义和团，也没有单独撰文给予全面的评价。他是从反清革命事业的需要来论及义和团的，带有强烈的实用色彩，不可能十分科学妥切。他既肯定义和团那种奋不顾身的英雄气概和阻止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巨大历史作用，又指出其盲目排外，用落后的“弓箭刀戟”同先进的“洋枪大炮”对抗的不足。更难能可贵的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汲取义和团运动失败的教训，得出结论：中国要自强，不但物质科学要向西方学习，一切政治社会的事都要向西方学习。发出全面学习西方的时代呼声。他对义和团的认识虽有错误、偏见，但基本上还是正确的。至今仍具有启迪作用，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研究，给以历史的分析和解释，使人理解。
注释：
[1]孙中山：与宫崎寅藏等笔谈（1897年8月至1898年8月间），《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2页。
[2]孙中山：与斯韦顿汉等的谈话（1900年7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4～196页。
[3]孙中山：离横滨前的谈话（1900年6月上旬），《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8～189页。
[4]孙中山：致港督卜力书（1900年6～7月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1～194页。
[5]参见孙中山致菅原传函，致犬养毅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00页、第201页。
[6]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卷，上海革命史编辑社1928年版，第51页。
[7]孙中山：与横滨某君的谈话（1900年8月中旬），《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8～199页。
[8]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卷第81～82页。
[9]《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重订本第197～198页。
[10]黄中黄译：《孙逸仙》，载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8页。
[11]见注[4]。
[12]孙中山：致刘学询函（1900年10月下旬），《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01～203页。
[13]陈春生：《庚子惠州起义记》，载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一）第241页。
[14]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44页。
[15]孙中山：与林奇谈话的报道（1901年春），参见《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0～51页；《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09～211页。
[16]《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重订本第199页。
[17]《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52页。
[18]《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18～224页。
[19]《孙中山选集》1981年重订本，第758～761页。
[20]《孙中山选集》1981年重订本，第758页。
[21]《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82页。
[22]《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3页。
[23]《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1、555页。
[24]《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2页。
[25]此文新旧译文对照，参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43～255页。
[26]陈春生：《庚子年惠州起义记》，载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一），第241页、239页。
[27]《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80～383页。
[28]见《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重订本第366页。该文并未论及义和团，但出现“拳匪之变”的字眼则可视为孙中山也偶尔采用时人对义和团运动的普遍称谓。文中认为中国觉醒之后，若走日本的道路，“待时之变，拳匪之变或将再见于文明世界”。
[29]见黄中黄译：《孙逸仙》，载《辛亥革命》（一），第125～126页。
（资料来源：《广东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