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１８１１年生，比胡林翼、左宗棠大一岁。曾、胡都出生在地主家庭，都是进士出身。１８３８年，曾国藩考中进士后，长期担任京官，致力于程朱理学，兼攻古文，得到权奸穆彰阿的青睐，差不多在１０年中间，由翰林院庶吉士超擢至侍郎。１８５２年９月，因母丧回籍守制，清政府命他为湖团练大臣帮办，这是他从办理团练到组织湘军的开始。胡林翼，字贶生，又字润之，湖南益阳人，１８２６年考中进士，４６年出任贵州知府，组织团练，残杀起事农民。曾国藩办理团练时，曾向胡林翼讨教，这是曾、胡建立政治关系的开端。
曾、胡都是理学经世派，企图按照理学的绳墨来维护封建秩序。他们都认为三纲五常是人类伦理道德的极则。维护清王朝的生存，是他们坚定不移的政治目标，与农民起义是势不两立的。曾国藩就任大臣帮办后，致书胡林翼说：“方今鸟乱于上，鱼乱于下”，“凡凶顽丑要”，“若非草剃而擒洗之，则悍民不知王法为何物”。(曾国藩：《与江岷樵》，《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１，第４２页。金陵版。)胡林翼叫嚷：太平军“非比叛国叛藩可以棲隐，非我杀贼，即贼杀我，……立起图之，事尚可为”。(胡林翼：《致席砚香太守》，《胡文忠公遗集·抚鄂书牍》，卷７４，第１页。光绪著易堂版。)曾、胡书札的字里行间，凝聚着他们对农民起义军的阶级仇恨，杀气横生。
曾、胡对八旗、绿营兵的评价也是不谋而合的。胡林翼批评八旗、绿营兵遇敌即溃，“近年兵将伎俩，久为贼所窃笑”。曾国藩说：经制兵“习气太盛，安能更铸其面目而涤(附图)其肠胃？恐岳王复生，半年可以教成武艺；孔子复生，三年不能变革其恶习”。(曾国藩：《与魁荫亭太守》，《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１，第３９——４０页。)他们对依靠经制兵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陷入了绝望的境地。于是，在湖南地主阶级中出现了一股“自救运动”的逆流，首开其端的是江忠源组织新宁团练，号称楚军。次之，１８５２年胡林翼在贵州知府任内团练乡民，将其中精锐抽组成军，号称黔勇。罗泽南、王鑫在湘乡组织湘勇。１８５３年至１８５４年，曾国藩筹组湘军，即以湘乡团练为基干部队。曾、胡思想观点的一致，终于使他们滚到一起来了。如果说曾国藩是湘军的巨魁，那末，胡林翼则是湘军的第二号人物，史称曾、胡湘系，不是偶然的。
一、胡林翼从依附湘军到升任湖北巡抚
从１８４７年开始，胡林翼历任贵州镇远、黎平等府知府，该府等毗连湘、桂，群山绵延，冈峦起伏。湘西雷再浩、李沅发起义，震撼了黔东的封建统治，社会秩序动(附图)不安。１８５１年夏，胡林翼推行保甲，组织团练。他说：“欲清内匪，莫如保甲。欲御外寇，莫如团练”，并且练壮勇百名，作战时每为中坚。(梅英杰：《胡文忠公年谱》卷１，第２８——２９页。)他在黔东的残暴统治，基本上稳定了封建秩序，黔东地主对他的颂声，远播湖南。１８５３年春，曾国藩治团练于长沙，致书胡林翼说：闻阁下在厉行保甲，组织黔勇，铲除强暴，“鄙怀欲取为伐牁之则”。曾国藩在向胡林翼讨教保甲、团练“治盗”的经验。这是曾、胡之间结下政治关系的开端。从此以后，他们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
１８５２年夏，原云南巡抚、署理云贵总督张亮基移调湖南巡抚，奏调胡林翼“襄办军务，报允”。贵州巡抚蒋蔚远“乞留”，清政府又收回成命。１８５３年春，署理湖广总督张亮基与湖北巡抚骆秉章合疏奏调胡林翼赴鄂，清政府不许。有关督抚的请调，抬高了胡林翼的身价。１８５３年９月，云贵总督吴文镕移调湖广总督，１０月１７日到任接篆视事。在此前后，太平军攻克九江，连下田家镇、蕲州、黄州。１０月２０日，二克汉口、汉阳。吴文镕守字武昌，形势危迫，奏调胡林翼赴鄂襄办军务。１８５４年１月１０日，胡林翼从贵州起程，随带黔勇六百（途中增募３００名）。２月１６日，行抵湖北金口，得到吴文镕于２月１２日败死黄州墙城的探报，进退失据，向湖南巡抚骆秉章、团练大臣帮办、湘军统领曾国藩请示行止。当时，骆秉章正在力谋聘请与胡林翼私交最深的左宗棠为机要幕客；曾国藩已率领湘军出师顽抗太平军，行抵长沙，急欲增强兵力。因之，骆秉章、曾国藩立即资助饷械。曾国藩奏留胡林翼在湖南军营防剿。(曾国藩：《留胡林翼防剿片咸丰四年二月二十五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第２９页。)这是胡林翼投靠曾国藩、依附湘军的开始。４月，胡林翼在湖南军营补授贵东道。
１８５４年２月下旬，太平天国西征军进击湖南，攻占岳州、湘阴。３月３０月，曾国藩率湘军主力侵陷岳州，命胡林翼合同提督塔齐布部湘军等进犯崇阳、通城，为湘军开辟前哨阵地。４月上旬，湘北西征军反攻岳州，湘军溃败。４月下旬，西征军在湘潭靖港与湘军发生主力战，胜负参半。曾国藩从靖港率军退回省城，在长沙整军。两个月后，元气恢复。５月上旬，西征军撤出靖港，退守岳州。曾国藩一度命胡林翼率军出击，进抵湘阴。胡部兵力薄弱，孤军出击，危险重重。这时，左宗棠已经担任骆秉章的机要幕客，暗中护佑胡林翼，骆秉章札调胡林翼移军安化，镇压地方起事农民。
６月上旬，曾天养自湖北飞渡长江，进占桃源、龙阳、常德等地，湘西北战火燎原。骆秉章、曾国藩派胡林翼指挥游击周凤山、都司李辅朝等率军前往救援。周凤山认为胡林翼是文人，是客将，不听胡的调度指挥，大败于龙阳。胡林翼收聚败卒，狼狈退守益阳。左宗棠致书胡林翼说：“拟札查龙阳事，意在警风，以折其骄悍之气，使其有求于老兄，或就羁勒”。(左宗棠：《与胡润之》，《左文襄公全集》。)左宗棠在幕后扶持胡林翼，使湘军将领对胡知所戒惧。
１８５４年８月，曾国藩驱使湘军进犯湖北，同时奏调胡林翼随军征战。骆秉章奏留胡林翼驻防岳州，使他免蹈争城夺池的危险。９月中旬，曾国藩派塔齐布、罗泽南军攻陷崇阳后继续北犯，胡林翼移军崇阳，举办保甲、团练，搜杀农民数千，连官府、士绅都认为他“斩刈过当”。(王闿运：《湘军志·湖北篇第三》。)１８５４年１０月１４日，湘军攻陷武昌，胡林翼晋升湖北按察使，这是湘系政治势力渗透入湖北省的开始。
１２月７日，胡林翼率部进驻武昌，武昌城中已经被湘军破坏得不堪入目。他在家书中说：“武昌城中，民物凋耗，官场尽如乞丐，非三、五年长养抚育，其气不苏”，(梅英杰：《胡文忠公年谱》，卷一，第４页。)这时，他与湖北巡抚陶恩培同驻省城。当１８５４年４月曾国藩大败靖港时，“布政使徐有壬(附图)室走达旦，明日与按观使（陶恩培）会详巡抚，请罢遣曾军，语倨妄甚。巡抚语有壬：‘且待之’”。接着塔齐布等攻陷湘潭的捷报传来，徐、陶才打消参劾曾国藩的原议。(王闓运：《湘军志·曾军篇第二》。)因陶恩培与湘系有宿怨，胡与陶在武昌难以和睦相处，“羁泄其间，郁郁无所施”。
湖广总督杨霈，为人庸懦畏葸，善于因人成事，所部鄂军，尽是败兵散勇，不堪一击。湘军攻陷武昌后，杨霈认为“武汉空虚，度不可居”，转不如乘湘军锋锐正盛，东下夺取蕲、黄、九江、湖口等地，上奏愿率所部与曾国藩联兵东下，自任长江北岸战事；长江江面与长江南岸战事，由曾国藩负责。曾国藩在清政府的催促下，不得不与杨霈联兵东下。１８５４年１１、１２月，湘军虽然连陷半壁山、田家镇、蕲州、黄梅，水陆猛犯九江、湖口，因辗战大江南、北，精锐暗销。曾国藩深感兵力不足，遂奏调湖北按察使胡林翼率部前来九江、湖口参战。胡林翼在诸军中最弱，曾国藩奏调他来参战，政治原因重于军事因索。早先湘军攻占武昌，杨霈抢先奏报，而不为湘军筹集犒金、粮饷，而且催促曾国藩联兵东下。因之，曾、杨之间结下了仇恨。曾国藩奏调胡林翼，一则孤立在武昌的政敌陶恩培，再则可以通过湖北地方大吏，为曾国藩争权夺利，为湘军筹集粮饷。更重要的是他拉住胡林翼，能结好骆秉章最信任的机要幕客、胡林翼的挚友兼姻亲左宗棠，使湘军能得到湖南省源源不断的接济。
１８５５年２月，翼王石达开先后在湖口、九江大败湘军水师于湖口、九江，湘军残破水师战船一百余号走避武汉。这时，燕王秦日纲指挥两征军在长江北岸大举反攻，２月１６日，击破杨霈的广济大营，跟踪追击，直指武汉。曾国藩命胡林翼、石清吉等率军３０００西援，使湘军水师能得到陆师的掩护。胡林翼回到武昌不久，升任湖北布政使。胡在省城武昌，不进驻省城为拒守之计，而是移军金口，与湘军水相依护。湖口、九江溃败后，曾国藩命塔齐布等部陆师继续扑犯九江，他自己则败奔南昌，一筹莫展。从此，在曾、胡关系上，结束了胡林翼依附曾国藩，开始了胡林翼维护、发展湘军，为曾国藩谋位、谋权的新阶段。
二、胡林翼升任湖北巡抚，大力维护、发展湘军
广济大捷后，西征军领导当局命秦日纲乘胜追击，命国宗韦俊领兵从田家镇渡江，沿长江南岸疾趋武昌。杨霈逃至汉阳，借口“防贼北窜”，败奔德安。长江南、北岸太平军会师后。４月３日，西征军前锋部队进迫武昌。这时，武昌城内外守军万余，足堪一战。然而，当清军看见太平军摇动黄旗，城内外守军一哄而散，连久经战阵的胡林翼部也竟相继溃逃。关于胡林翼对陶恩培见死不救的隐情，各种史籍都讳莫如深，只有王闓运著《湘军志》微露其辞，据载：当时武昌城中，兵才２０００，城外防军１００００人，“见黄旗则多缒城出，外兵亦走。寇至城下，用缒城绳引而上，城中惟巡抚陶恩培、署按察使武昌知府多山及仆从五、六人。恩培先赴水死，多山……发愤自刎死。布政使胡林翼、按察使李孟群水陆赴援，屯城外。副将王国才方驰入城，城闭，亦用缒城绳以上，战藩署，群盗方会饮，重门开，列火以为燎，国才乃悟。业已入，因率亲兵入，暴砍之，群盗惊走且呼，街巷间有出者，辄为官军所砍，俄而定。城中居民未复业，至是早逃尽。国才惘惘不知所为，则登城招水陆军，不见一人。明日出城，合林翼屯，语激昂，林翼心怍焉”。(王闓运：《湘军志·湖北篇第三》。)胡林翼是湖北布政使，驰援武昌，循例应入城防守，他却屯兵城外，完全抛弃了理学“忠”、“诚”的信条；随军溃走，既保住了他自己的实力，又为曾国藩报了当年陶恩培欲上奏“罢遣湘军”的一箭之仇，可谓善体曾国藩之意了。４月１８日，清政府以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抚。
胡林翼出任湖北巡抚，使长江中游的战略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湘系将对反革命战局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胡林翼担任湖北巡抚后，清政府命令荆州将军官文负责长江上游一带战事，杨霈、胡林翼分任长江北岸、南岸战事。胡林翼在武昌外围作战，起着屏藩湖南的作用，湖南官绅势必全力支持胡林翼与太平军争夺武昌。一则企图攻陷武昌，扩大湘系地盘，进而窥视九江、安庆；退而求其次，亦能为湖南增一屏障。
次之，就长江中游的军事形势而论，湖北横亘于江西、湖南之间，在江西的曾国藩被隔断于长江下游，形势孤危。曾国藩坐窘南昌，本来是一着“死子”，自从胡林翼出任湖北巡抚后，坐窘南昌的曾国藩这着“死子”，随时有可能变成“活子”。这对太平天国说来，其危害就不可胜言了。
第三，从政治上说，胡林翼巡抚湖北后，湘、鄂、赣三省的湘系联成一片，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因为他们是掌握精兵良将的实力派，足以左右长江中游的政治、军事布局。例如胡林翼的恶婆婆湖广总督杨霈，就是被骆秉章、胡林翼、曾国藩所扳倒的，在其中穿针引线的则是骆秉章对之言听计从的机要幕客左宗棠。
杨霈自１８５５年春借口“防贼北窜”走避德安，续退随州、橐阳，进一步奏调在武昌外围作战的胡林翼移驻汉川，作为他的挡箭牌。朝廷征询湘抚的意见。１８５５年春，骆秉章上“五不解”奏折，指出镇压太平天国的作战重点在长江中、下游，如果说荆襄是中原门户，那末，武昌又为荆襄门户。杨霈不应借口“防贼北窜”避居德安。进一步尖锐地指出：杨霈自广济大营溃败后，一路败奔德安，“是北窜者贼也，引贼窜者谁乎”？结论是欲保荆襄，必须先保武汉。(骆秉章：《复陈鄂督败退武昌失守情形折》，《骆文忠公奏议·湘中稿》，卷三，第１７—22页。)１８５５年５月１２日，胡林翼奏陈：为今之计，惟当急攻武昌，“乃可内固荆襄”，时局乃有转机。(胡林翼：《添募水陆军分布南北岸剋期进剿疏三月二七日》，《胡文忠公遗集·奏疏》，卷一，第１——２页。)他在呼应骆秉章的“五不解奏折”。５月１６日，曾国藩在江西上《湖北兵勇不可复用折》，指责杨霈治军无状，揭露他在广济大营溃败后，败逃的狼狈形状。(曾国藩：《湖北兵勇不可复用折咸丰五年四月初一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六，第１６—１８页。)骆、胡、曾对杨霈桴鼓相应的政治攻势，终于扳倒了杨霈。１８５５年６月１１日，清政府被迫将杨霈革职，而以荆州将军官文为湖广总督。杨霈下台的原因，官文不是不清楚，所以，１８５７年官文移居省城武昌后，首先一再去拜访胡林翼，以后，基本上能与胡林翼和好相处。
胡林翼出任湖北巡抚后，迅速得到湖南官绅的军事援助。１８５５年５月，胡林翼先后添募陆师５０００，收到湖南解来的新造战船１００余号，兵力增强，辗战于武昌、汉阳。９月，太平军分兵数路进攻胡军，战于汉阳的奓山，胡军因缺饷哗溃。之后，胡林翼锐意整军，着手组建楚军（指湖北省军），扩编湘军水师，同时向江西曾国藩求援，奏调曾部湘军主力罗泽南部５０００千，从江西增援武昌。１８５５年１２月，罗泽南军进抵武昌城郊，胡林翼将罗部扩充至８０００名，加强对武昌的攻势。１８５６年秋，太平天国因发生天京变乱，兵力削弱，士气不振。１２月，叛徒韦俊擅弃武昌。胡林翼指挥湘、楚军侵占武昌，随即命令湘军水陆东下，连陷鄂城、大冶、兴国、蕲州、黄州，翌年１月，李续宾、杨载福分别指挥湘军陆师、水师直扑九江。１月１５日，曾国藩到九江“劳师”。他奏称：前年经奏明饬赴湖北的战船仅１４０余号，今重来九江，添至４００余号。罗泽南、李续宾等经饬赴湖北援剿，兵力仅止５０００，今重来九江，增至８０００余名。(曾国藩：《附陈近日军情催各省协饷片咸丰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一，第１２—１３页。)值得强调的是：第一，曾国藩偏促江西，湘军处于危机阶段时，胡林翼维护、发展了湘军，远远超过了曾国藩从衡州出师时的数字与规模。湘军水陆兵力的扩大，无异增加了曾国藩的政治资本。第二，胡林翼扩编湘军的过程，重用的仍是曾国藩所心许的将领，也未改动曾国藩的营制。从此，曾国藩由感激而发展到尊敬胡林翼，称颂胡有“古大臣风采”，进德甚猛，“渐入道域”。
象这样一支庞大的部队东下扑犯九江，论理应由胡林翼随军指挥。可是胡却借口忙于处理地方政务，留居武昌，而由李续宾、杨载福率师东下。这个“球”打过来，曾国藩心领神会，当他得到湘军水陆师抵达九江的消息后，立即兴冲冲地赶赴九江“劳师”，实际上是去接管这支部队，所以上《附陈近日军情请催各省协饷片》，在奏片中反自强调这支水陆师是他的部队，他以部队长官的身份为杨、李所部请饷。弦外之意是这支湘军水陆应该归还曾国藩，进攻九江的战事，理应由他指挥。清政府对他的要求搁置不理，他回想到1854年驱使湘军攻陷武，清政府命令他署理湖北巡抚，又收回成命的故事，联想到现在清政府又在分割他的部队，削弱他的兵权，他与清政府的矛盾激化了。1857年3日，曾国藩在瑞州军营借口父死负气回籍，对江西军事撤手不管。清政府一再命令他回江西指挥战事，使他昏昏然，飘飘然起来了。7月26日，上《上沥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提出：不掌握地方政治大权，难以带兵作战。湘军官兵应与绿营享受同等政治待遇，立功官佐应享有提补实缺官职的权利。言下之意，以上两条办不到，请开去他兵部侍郎衔，批准他在籍守制的要求。8月8日，清政府批准了他在籍守制的请示，并开去他兵部侍郎衔，意味着清政府决心削除曾国藩的兵权。为什么这时清政府敢于削除曾国藩的兵力？
第一，如果曾国藩掌握全部湘军，再当上封疆大吏，将成尾大不掉之势。
第二，湘军水陆师主力已归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指挥，曾所指挥的湘军为数已少，而在江西作战，“战胜攻取，非东南所以安危之大”。在清政府看来，曾国藩已经是一只乏走狗。
第三，1857年，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战局有所好转，在长江上游方面，1856年1月，胡林翼指挥湘、楚军攻陷武昌，湘军水陆师直扑九江。清政府拟将长江中游战事责之官文、胡林翼。在长江下游方面，1857年5月，以何桂清总督两江，在江南富庶之区，掊克聚敛，从经济上有力地支持了江南大营，大营重整旗枪，连陷溧水、句容，猛攻镇江。天京外围太平军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局面。清政府把攻陷天京的希望寄托在何桂清与江南大营主帅和春的身上。这样，曾国藩终于被削除兵权了。
论者每多以为曾国藩为争地位、争权力、争当督抚以致被革黜，可谓不智已极。殊不知曾国藩争当督抚，与力争湘军中的政治待遇是互为表里的。因此，他被削除兵权后，反而进一步提高了他在湘军中的威望。所以，他在离开湘军后，谁也不能统一领导江西湘军，江西湘军陷入群龙无首，各自为战的境地。胡林翼指挥的湘军大将李续宾致书曾国藩，要曾“带我归里”。(江世荣：《曾国藩未刊书稿》，第３０５页。)杨载福、彭玉麟统率的外江、内湖水师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江西湘军的粮饷尤其困难。当湘军出现分裂、瓦解的危机时，胡林翼竭力调停杨、彭之间的关系，避免了水师的分裂。在安定陆师的情绪方面，胡林翼也化费很大的心力，对李续宾、李续宜兄弟“以昆弟遇之，而渐增其饷，俾益募兵”。
１８５７年，太平军陆续退出湖北，胡林翼锐意经营湖北，整顿吏治、钱漕、财政，推行厘金及其它各种捐税，全省每月收入４０万两左右，(薛福成：《叙益阳胡文忠公御将》，《庸庵全集·庸庵文编》，卷四。)使湖北继湖南之后，成为湘军的又一饷源基地。正因为湖北经济力量雄厚，自从曾国藩脱离江西前线后，胡林翼一方面在湖北扩充湘军，除扩充李续宾、续宜所部外，同时建立了鲍超统率的霆军，之外，源源不断接济分散在江西的湘军水陆师，使他们免于饥溃哗散。胡林翼俨然成为湘军又一巨魁。史称曾、胡湘系，不是偶然的。
曾国藩被削除兵权后，胡林翼对他十分同情。为了把分散在湖北、江西的湘军拧成一股绳，壮大湘系力量，１８５７年１１月，胡林翼上奏起复曾国藩统率湘军水陆师，督率湘、楚军进攻九江。胡林翼讲出了曾国藩想讲而又不敢讲的话，在竭力为曾国藩谋位谋权。清政府对曾国藩的忌讳甚深，批复胡的奏稿说：“克敌制胜之策，该署抚与官文…等尽可商办，正不必待曾国藩然后定议”。
１８５８年４月，翼王石达开率军从江西进攻浙江衢州，江南震动。胡林翼先作釜底抽薪之计，奏陈正拟用兵安徽，无力分兵援浙。左宗棠推动骆秉章上奏《筹议分兵援浙折》，向清政府指出：石达开“狡悍为诸逆冠”，既入浙，震摇东南，惟有起用曾国藩统率江西湘军追击石达开。骆秉章、胡林翼的巧妙配合，迫使清政府不得不起用曾国藩。１８５８年７月１３日，曾国藩接到清政府命令他赴浙办理军务的命令，喜出望外，立即登程。８月１９日，行至九江，得悉胡母死耗，胡将请假回籍营葬。曾国藩大惊，惟恐胡林翼在籍守制，鄂抚易人。他说：此事关系极大，“湘军水陆数万人，皆仗胡公以生成，一旦失所依倚，关系甚重”。同年冬，李续宾部湘军覆没三河，胡林翼“夺情”回任湖北巡抚，才消除了曾国藩的顾虑。
１８５９，石达开部转进福建、湖南，曾国藩完成了追击任务，回兵赣东。这时，清政府必须考虑把曾国藩这支部队放在那里的问题。胡林翼害怕石达开从湘西打入四川，在湖北的后院点起战火，上奏请曾国藩移军入蜀，私下写信给曾国藩说：不得四川总督席位，则拒绝入川。清政府命曾国藩统兵入蜀，偏不叫他担任四川总督。曾国藩大失所望，更不愿舍弃所部水师。他上奏指陈战略形势说：天下云扰，金陵“发匪”是“祸首”，只要攻占金陵，天下便能全局一振。当前以急图安庆，然后直捣金陵为上策。１８５９年８月，石达开战败宝庆，转进广西，已无入蜀可能。胡林翼遂挽官文联衔上奏，要求曾国藩移军鄂、皖交界地处，准备大举进攻安庆，清政府批准了这一请求，１８５９年１２月７日，曾国藩移驻安徽宿松，曾、胡又滚到一起来了，这是一股强大的军事力量。安庆上空，战云密布。
１８５９年，江南大营对天京的攻势愈加猛烈，同年冬，天王洪秀全命英王陈玉成回救天京。５月６日，忠王李秀成与英王陈玉成联兵作战，一举击破江南大营，李秀成乘胜追击，席卷苏南，两江总督何桂清败窜上海。清政府接到江南败报，一派惊慌，下令逮治何桂清。这时，肃顺用事，“文宗欲用胡公总督两江。肃顺曰：‘胡林翼在湖北举措尽善，未可挪动，不如用曾国藩督两江，则上、下游俱得人矣’。上曰：‘善’。遂如其议”。(薛福成：《肃顺推服楚贤》，《庸庵笔记》，卷四。)６月８日，清政府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续命杨载福、彭玉麟统率的湘军水师从湖北拨归曾国藩节制调遣，并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督办军务，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均归节制。从此，曾国藩开始重新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不再依附胡林翼。曾国藩总督两江，表明清政府将绞杀太平天国的希望，完全寄托到了曾、胡湘系的身上。
三、曾、胡协作攻陷安庆，胡林翼病死武昌
曾国藩受命为两江总督后，胡林翼致书曾说：“气息为之一壮，耳目为之一新。此时惟有放胆添兵，倾湘中之农夫以为兵”。(胡林翼：《致曾涤帅》，《胡文忠公遗集·抚鄂书牍》，卷七十二，第１页。)接到新命后，曾国藩决定移营皖南祁门，函商胡林翼从安庆外围抽调总兵鲍超部霆军６０００、朱品隆等部数千，随同前往皖南。胡林翼复信说：商调抽兵，“均万不敢有吝啬之情，应遵示调拨。皮匠小店，非力量能不误主顾，实以昔年本钱出于老板，强撑门面，爱惜照牌也”。(胡林翼：《致曾涤帅》，《胡文忠公遗集·抚鄂书牍》，卷七十二，第２页。)１８６０年７月２８日，曾国藩移驻祁门。两江总督辖有江苏、江西、安徽三省，太平军占有其二。曾国藩虽然总督两江，但仅辖有江西一省，力量不足。所以，他向胡林翼提出鄂、赣、皖三省联防，致，书胡林翼说：“固上游以为固下游之根本，一定之理也。江南、江北总求呼吸相关，侍驻南岸，求阁下移驻宿松，相距较近，以便随时飞商一切。仍拟造渡船一百号，每只可载六、七十人，置于安庆、东流之间。南、北两岸有非常之警，则渡兵过江，互相救应”。(曾国藩：《覆胡宫保》，《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六，第１７—１８页。)曾国藩初任总督，无论兵力、粮饷，全仗胡林翼为之筹谋。
自从１８６０年２月叶芸耒退守安庆后，胡、曾决策进犯安庆。年中旬，曾国荃奉命率军十余营侵至安庆近郊，与湘军水师合作，力谋合围安庆。曾国藩移军皖南后，胡林翼汲取江南大营溃败的教训，加强了预备部队的兵力。他以多隆阿部马步万名，驻扎桐城西南的挂车河，阻挡陈玉成军自桐城南下，拊曾国荃军之背。以李续宜部近万，驻扎青草塥，作为预备部队。胡、曾反复讨论了如何防止陈玉成从霍山一带山曲小径楔入湖北，在湘、楚军的后院点起战火。曾国藩认为大兵团不会深入山区，即使陈玉成军从霍山闯进湖北，李续宜军徐起应之，犹不为晚。胡林翼不以为然，以金国琛率军七、八千活动于潜山、天堂等地山区，作为备援之兵。以余际昌军３５００，分驻霍山之乐儿岭、三石岭碉卡；以成大吉领兵３５００，驻守罗田的松子关等要隘。
１８６０年９月，太平天国略定苏南。１１月，陈玉成联合捻军集结桐城，大战一触即发。后来，胡林翼设司令部于太湖，重兵自随。这样，在挂车河、青草塥、太湖、安庆之间，形成一个强大的预置阵地，专候陈玉成前来营救安庆，俾便与陈玉成军决战。陈玉成老谋深算，胸有成竹。１１月下旬至１２月上旬，陈玉成猛攻挂车河敌军营垒，与多隆阿部、李续宜部对战兼旬，打得多、李不敢离开驻地一步。陈玉成乘机实行大胆的军事迂迴，３月１５日，突破敌军的霍山防线，打进湖北。３月１８日，袭取黄州，前锋急进滠口，威迫武汉。胡林翼闻报，大惊失色，致书曾国荃说：“武昌存兵二千，马队八十，战不能战，守不能守，……皆林翼之罪也”。(胡林翼：《致曾观察》，《胡文忠公遗集·抚鄂书牍》，卷八十一，第７页。)致书左宗棠说：黄州、薪水相继陷敌，“笨人下棋，死不顾家，其林翼之谓乎！病中精力竭而思虑钝，……处烦恼之地，得隐逸之病，死何足惜，独患气根清深，欲生不得，速死不能”。(胡林翼：《致左京卿》，《胡文忠公遗集·抚鄂书牍》，卷八十一，第5页。)胡林翼急得肺病大发，口吐鲜血不止。曾国藩不以胡的处境为念，既没有调派一兵一卒西援武昌，反而于４月１日致书曾国荃说：“群贼上犯，其意无非救援安庆，无论武汉幸而保全，贼必以全力回扑安庆围师。即不幸而武汉疏失，贼亦必以小支牵缀武昌，而以大支回扑安庆。……无论武昌之保或与否，总以贼回扑安庆时，官军之能守不能守，以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无以武汉有疏而遽为震摇”。(曾国藩：《致沅季弟》，《曾文正公六种·家书》，第三册，第57—58页。)安庆战事的惊涛骇浪，把胡林翼磨得病入膏肓。曾国藩劝胡林翼回武昌治病，安庆战事由他指挥。７月１０日，胡林翼抱病回至武昌。９月５日，曾国藩督率湘、楚军攻陷安庆。９月３０日，猖狂一时的胡林翼病死省城武昌。曾国藩得到胡的死耗，惊呼：“从此共事之人，无极合心者矣”。(曾国藩：《致沅浦弟》，《曾文正公六种·家书》，第三册，第85页。)如上所说，胡对曾岂止办事“合心”？而是“恩德如山”。
综上所说，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就曾、胡的关系而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１８５３年到１８５６年胡林翼升任湖北巡抚的期间，是胡林翼参加湘军依附曾国藩的时期。第二个阶段：开始于１８５６年１２月胡林翼升任湖北巡抚，到１８６０年曾国藩超擢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为止，这个时期，基本上是曾国藩依靠胡林翼维护、发展湘军，是胡林翼为曾国藩谋位谋权，使曾国藩东山再起，重掌兵权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曾、胡互相配合攻陷安庆的时期。在湘军的发展史上，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无论在政治上或军事上，曾、胡起着互相帮助、互相补充的作用，都是农民起义军的死敌。
【资料来源：《安徽史学》1988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