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丁日昌与曾国藩、李鸿章的关系
丁日昌，字禹生，或作雨生。道光三年生于广东省丰顺县之汤坑乡。与李鸿章同岁，比曾国藩小十二岁。其父丁贤拔，经营药肆。十三岁时其父病死，赖其母黄樵苏纺织勉维生计。有叔兄为诸生，设帐授徒，丁日昌随其课读，以秉性颖悟，博学强记，遂有“神童”之誉。弱冠中秀才，逾年补廪生。惠潮嘉道道员李璋煜见其文章，认为不世之才，延入幕府。后地方官吏争相罗致，遂屡游诸幕。公余之暇，考察山川形势，风土沿革。咸丰四年，吴忠恕率众起义，围攻潮州。丁日昌助惠潮嘉道道员进行对抗，击败起义者。咸丰七年，授琼州府学训导。又以潮州军功，授江西省万安知县。由于政绩优良，深得赣南道道员李瀚章的赏识。李瀚章既是曾国藩之幕僚，又是李鸿章之长兄。他正可充当日后丁日昌进入曾幕，再归李鸿章部属的桥梁。接着，广东大吏奏调丁日昌回籍办理洋务。为他后来从事洋务新政打下了基础。咸丰十年，以万安绅民之请，再行回任。不久，调摄庐陵知县（吉安府邑）。十一年三月，太平军李秀成部克吉安。太平军主力北上后，丁日昌遣人将城中火药局引爆，并乘机率勇入城，太平军撤去。报上，谕示失土应斩罪，姑念相距三日即迅速收复，从宽革职。丁日昌穷困潦倒，至东流投靠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之曾国藩。条陈进军策略，为曾氏延入幕府。他曾上书请求整饬吏治，拟具丁漕减价与州县摊捐应裁应留办法，均能深中时弊，为曾氏参酌施行。同治元年春，经曾国藩奏请，开复其原官。这时候，李鸿章正统兵开往上海，独当方面，曾国荃亦准备进围天京，图建奇功，均向曾国藩借调丁日昌充当幕僚，而曾国藩却将丁日昌派往广东为湘军筹集饷项。丁日昌抵粤后，又为广东大吏调至高州广东提督□寿营中，协助筹划战守并督办火器。迅速镇压了陈金缸起义军。并设计监制大小硼炮三十六尊，大小硼炮子二千余颗。声誉日隆。李鸿章急于制造洋枪、洋炮，于同治二年春，一面向香港购买机器，一面向广东咨调丁日昌来沪主持。广东不欲放行，又于八月间专折向朝廷奏调，清廷允准后，丁日昌即迅速交卸。抵沪后即建立一局，仿造短炸炮及各种炮弹(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7—14页。)。因随淮军攻陷无锡，升直隶知州。赏戴花翎。三年四月，陷常州，升知府。十一月，曾国藩续保“克复江宁员弁”，丁日昌以道员留江苏遇缺即补。四月正月，授江苏苏松太道。五月，李鸿章奏“援闽官军会克漳州府城，日昌筹济饷项军火不遗余力”，请准加三品顶戴。八月，升两淮盐运使。五年，扬州堤工合龙，赏加布政使衔。六年正月，升江苏布政使。十二月，升江苏巡抚。七年，奏准设局编刻牧令各书。酌定江苏钱漕科则。(《清史列传》卷55第17页。)九年五月，发生天津教案。奉命处理该案之直隶总督曾国藩旧疾复发，卧床不起。清廷命丁日昌星速赴津协同办理。命李鸿章率部由陕西回师直隶以备战。丁日昌在天津与曾国藩相处亲密，曾国藩曾在日记中写道：“丁雨生力劝余不看书，不写字，不多阅公牍以保将盲之左目。其言恳恻深至！余将遵而守之。”
二、曾国藩心目中的丁日昌
丁日昌与曾国藩的关系相当密切，而曾国藩心目中的丁日昌却颇不单纯。同治元年，李鸿章、曾国荃争相罗致丁日昌，曾国藩认为这只是“丁雨生笔下条畅”的缘故(《曾文正公家书》卷6第15页。)。同年
三、李鸿章心目中的丁日昌
曾国藩赞丁日昌之才，浅丁日昌之资，忤丁日昌之德，颇不单纯。而李鸿章则与丁日昌臭味相投，结成死党，对丁日昌之才。资、德等各个方面完全加以肯定。同治二年即赞扬他“学识深醇，留心西人秘巧。”(《李文忠公奏稿》卷4第44页。)同治四年，丁日昌因病请假，李鸿章认为“洋务、税务，应守（案即应宝时）仍可代理，惟采办军火，究非丁道不办。”(《朋僚函稿》卷6第32页。)清廷欲以丁日昌署江苏巡抚，他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虽然也说丁“资望过浅”，但这是对曾的应酬，他的真心话仍然认为淮军饷源之根本在江苏，“必须确然可恃”，“松岩护抚以来，兵饷尚未掣肘，远久必难如常，雨生洋务既熟，与敝军息息相关，朝廷自有深意。”“或谓宜请调筱兄（案指李瀚章）为苏抚兼通商，而以雨生为苏藩。或筱兄署江督而仍以雨生兼苏抚通商。”“欲办事不得不择人，欲择人不得不任谤。”(《朋僚函稿》卷6、第46页。)同治九年天津教案之后，李鸿章更给丁写了一封“幸勿示人”的密信，认为“所亟需措置者大沽、长江，…今当及早变法，勿令后人笑我拙耳。第此等大计，世无知而信之者，朝廷无人，谁作主张，及吾之生不能为，不敢为，一旦死矣，与为终古矣。微足下无以发吾之狂言。”(《朋僚函稿》卷10第22页。)当时，王家璧在奏章中称他前在江南即闻丁日昌有“鬼奴之称”(《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8第17页。)。李鸿章则认为王家璧党附于左宗棠，借此为左氏进行报复，在给丁日昌的信中写道：“彼以院长数言事，先毁阁下，次纠省三（案即刘铭传），皆若有宿衅深怨，无他，为左帅报私歉。实在左公与鄙人晚更相亲。豪杰固异于庸鄙也。”(《朋僚函稿》卷12第26页。)在另一封信中又写道：“琅邪（案亦指太仆寺少卿王家璧）前奏，中外传为笑柄，虽快一时谗匿之口，自有千秋直道之公。吾弟才识心力十倍庸众，岂终为山中人哉。此等毁誉，不过缘非科目翰林而起。今世乏才，岂乏翰林科目耶？”(《朋僚函稿》卷11第8页。)同时，也写信给潘鼎新说：“雨生来年亦当循例出山。此才究胜时革，乃憎多口，岂有真是非耶？”(《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88页。)同治十三年日本武装侵略台湾，给清政府朝野以很大震动恭亲王奕□上奏检讨前此之因循，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事。请饬各将军、大臣、督抚等等议奏复。丁日昌虽闲居故乡，仍于是年秋、冬间，先后有《海洋水师章程》、《海防条议》上奏。(《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30页。)李鸿章对之十分激赏，除在奏议中予以充分支持外，还写信给丁日昌说：“惠示议复总署六条大稿，披读再四，逐条皆有切实办法，大意似与拙作一鼻孔出气，而筹饷条内推及陆路电报、公司、银行、新疆、铁路；用人条内推及农商受害，需停止实职捐输，此皆鸿章意中所欲言而未敢尽情吐露者，今得淋漓大笔，发挥尽致，其比喻处，痛快处绝似坡公所谓现出全体怪象，虽令俗士咋舌，稍知洋务者能毋击节叹赏耶！鄙论渐弃新疆，弛禁罂粟，扩充洋学各节颇为腐儒所凝诧实皆万不得已之谋。尊议略为发明，而不为过激之谈，足见执事洋学果进，揣摩时趋亦大有进境，直将优入圣域，岂徒四科十哲已哉。”(《朋僚函稿》卷15第6页。)同时，在写给王凯泰的信中也说“开矿则理大物博，果以西法行之，为利甚溥，惟官本商股先须重费，而徐图后效亦虑信从者寡。雨生谓须从公司、银行生根，深得洋人三昧。惜中土无人提倡之耳。”(《朋僚函稿》卷15第8页。)通政使于凌辰在奏折中说：“本年正月二十九日，奉旨会议海防事宜。臣连日奉内阁恭阅总理衙门、各督押所奏折片、清单共五十四件，……惟李鸿章、丁日昌胪列洋人造船、简器最详，而又推极言之，挟以必行之势。……是古圣先贤所谓用夏变夷者，李鸿章、丁日昌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然师事洋人，可耻孰甚？导之以可耻之事，而曰尔之礼义廉耻其守而勿失，此必不能之事也。”(《洋务运动》、一、第121页。)大理寺少卿王家璧在奏片中也说“丁日昌矫饰倾险，心术不正，实为小人之尤。”“马新贻一案至今议论未息，张之万之告养，郑敦谨之告病，皆以有疚于心。丁日昌平时议论，且谓延宋祚者秦桧也，岳飞、韩世忠皆不达时务之人！其好恶拂人之性，缪丑无忌惮可知矣。”(《洋务运动》、一、第130页。)如此一来，李鸿章对丁日昌的评价反而愈来愈高了。他写信给沈葆祯说：“雨生到京后，病体未愈，闻将请假南旋。总署复奏时本拟请简雨生为帮办大臣。旋改为由外请简，因为意见相合，于事有益，亦因王孝凤（案即王家璧）少卿单衔复陈，指摘多端，恐局外或生异议耳。弟与雨生共事最久，洋务、吏治精能罕匹，足以干济时艰。惟办事过于认真，应物每多疏略，动招忌怨。枢廷亦审知其才，未能设法挽留，又欲推至鄙处。北洋财力既窘，局面甚小，窃虑无地可容。雨生不过津，当再商办。”(《朋僚函稿》卷15第17页。)丁日昌于光绪元年五月，奉命前往天津帮同北洋大臣李鸿章商办事务。八月，奉命督理福州船务。李鸿章又写信给沈葆桢说：“船政不得已而求助雨帅，……来示以雨帅为丛镝所集，甘为分谤，足征卓识毅力。初不过王、于（案指王家璧、于凌辰）两京堂讥弹，枢廷皆不谓然。此处并无违言也。”(《朋僚函稿》卷15第29页。)十一月，福建巡抚王凯泰因病出缺，即由丁日昌署理福建巡抚。光绪二年三月，福州船政由吴赞诚接办，丁日昌即专任福建巡抚。李鸿章此时对丁日昌期望更高了。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俄与土耳其衅端已开，……日本萨峒马之乱尚无了期，乘此东西洋务事，无暇旁顾，中土厉兵练甲，事有可为，全赖阁下提纲挈领，振此颓风，不才老惫，引领企之。”(《朋僚函稿》卷17第4页。)而在另一封信中又写道：“俄土战争方始，日本内乱甚长，似台防目前必可无事。……专致力于铁路、电线、开矿、招垦等务，得尺得寸，亦可大可久之计也。”(《朋僚函稿》卷17第12页。)可是，不久之后，丁日昌已请假回籍养病。四年四月，正式退休，已经不能有什么作为了。
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在丁日昌、李鸿章、曾国藩三人之中，李鸿章为曾国藩之部下，丁日昌则既是曾国藩之部下，又是李鸿章之部下。但是，从洋务新政的表现来看，则李胜于曾，丁更胜于李，呈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状态。郭嵩焘曾写信给李鸿章说：“往与宝相（案指宝□）论今时洋务，中堂（案指李鸿章）能见其大，丁禹生能致其精，沈幼丹（案指沈葆桢）能尽其实。其余在位诸公竟无知者。宝相笑谓嵩焘既精且大。”(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11第10页。)其实，丁日昌才是“能见其大”，“能致其精”，“能尽其实”的佼佼者。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都感受到了时代的巨变，都认识了采取对策的紧迫性，但是丁之感觉尤为敏锐，态度更为积极。他表示：“天下大变之来，方如烈火燎原，毁室家，毙人畜在须臾之际。而一二老师宿儒反叱水龙各机器为奇技□巧，方且斋戒沐浴，罄折俯伏，欲以至诚感格上苍，使之反风自灭；抑或击里鼓召胥徒，礼井泉，分长幼，持杯勺以灌之。心非不诚，法非不古，而财物之烬于火，人命之毙于火者，已不可救药矣。”在培养人才方面，丁也比曾、李突出。容闳派遣幼童出洋留学也是首先向丁提出，由丁促成的。在兵工制造方面，丁更具专长，非当时任何大吏所能及。在交通运输方面，建立轮航业之议，也由丁首先提出。铁路之建设，实在丁手中发轫。中国自营之第一条电线，中国自建之第一条电线，亦为丁一手建立。在外交方面，对于“力”与“理”互相为用之认识，亦较曾、李为深刻。丁请人翻译六大洲图说一百卷，翻译各国史事百家以及笔记从谈，翻译印度、安南、缅甸、暹罗之山川形势，风土物产等图说，均经成书(《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45页。)。如此等等，均可见丁日昌之才能。
至于丁日昌德行，
曾国藩是著各的理学家，他对属员的取舍褒贬，即以宋明理学为标准，主张“以义理之学为先，”(《曾文正公杂著》卷4第6页。)也就是以封建的伦理道德为先。以“不要钱，不怕死，不恋官”相标榜(《曾文公正书札》卷30第52页。)。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念天下之人稍有才智者必思有所表现，以自旌异于人，好胜者此也，好名者亦此也。……虽才智有大小浅深之不同其不知足不安分则— 也。能打破此一副庸俗之见，而后可与言道”。(《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十年闰
（资料来源：《河北师院学报：哲社版》1988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