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有戊戌政变之后,守旧派徐桐所上条陈之摘要一件,把矛头指向与新政有牵连的地方督抚,其中就包括吴大澂在内。其文谓:
《举劾大臣》:徐荫轩相国桐,年登大耋,当朝柱石。近来慈眷益浓,前月缮具长疏,举劾大臣。其所劾者,为前协揆翁同龢,前尚书孙毓汶,南洋大臣刘坤一,山东巡抚张汝梅,安徽巡抚邓华熙,山西巡抚胡聘之,开缺巡抚吴大澂,皆附和新法,好与逆党及洋人往来者。又湖广总督张之洞,臣前保奏,今亦改节,以上六员若不从严惩办,恐新党日久,又复萌芽。大学堂尤逆党聚集之地,在堂人员及学生等应一律禁锢终身。至其所举者,为尚书启秀,藩司于荫霖,降调巡抚李秉衡,皆系国之心膂,痛恨洋人,有如私仇,请加大用,云云。奏上,翁协办,吴清帅均被严谴,刘岘帅已交署江宁将军毓贤,严密查办。启尚书入军机,余人如何黜陟,将陆续见报矣。[1]
把吴大澂与翁同龢一起列为支持新政,附和新法的大吏,颇有些不伦不类。其实,戊戌变法高潮尚未到来之前,吴大澂已被开缺回籍三年,说吴氏支持康有为维新,实在有些说不过去。但是,徐桐此奏却从一个侧面说明,慈禧、徐桐等守旧派人士,对吴大澂始终是耿耿于怀的。
关于吴大澂其人,据晚清笔记所记述,他身上有不少迂腐空谈之气。然而,这些笔记作者的认识,往往很不全面,许多至关重要的档案文献,他们无法看到。试想,在大军压境,国难当头之日,能够象吴大澂一样,自愿请缨,勇往直前者,在晚清能有几人?而且,吴氏之报国情怀,尚有许多世人所未知者。兹略述一二,以求对吴大澂其人,有些更加全面的了解。
一、奋勇请缨,贸然上阵
吴大澂(1835-1902)字清卿,号恒轩,又号(客心)斋,翁同龢之同乡,江苏吴县人。
吴大澂一生做了许多事业,却没有给人们留下太多的印象,唯独中日甲午战争与吴氏一生荣辱关系至大。
甲午战端甫开,军机大臣翁同龢以和战大事“密以询大澂,大澂前虽持节管东边兵,然实浅于尝敌,未经战阵,徒以严部勒、勤训练,号解驭兵。及抚湘,又习湘军诸将李光久、魏光焘、余虎恩辈,信湘军尤可用;遂自请督赴前敌。”[2]据此可见,吴大澂之主战与翁之关系相当密切。
随着前线淮军一败涂地,日军由朝鲜过鸭绿江,风扫残云,连下数城,安东、凤凰城、长甸、宽甸、岫岩、海城等战略要地,尽归日军占领。于是,清廷开始启用湘系军队。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日(1894年12月28日)光绪皇帝颁旨,命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旋又以吴大澂和宋庆帮办军务,率兵援辽作战。光绪二十一年一月初二日(1895年1月27日),吴大澂率新老湘军出关,抵达田庄台。[3]
吴大澂奉命之后,曾向朝廷上书表示:
伏念臣久膺疆寄,军旅未谙,祗以倭兵犯顺,藐我中原,志切同仇,卧薪尝胆。前奉恩命稽查北洋海防事宜,扼守榆关,几及四月,日督各营,勤加操演。添调湘鄂各军,归臣节制调遣者,已有五十余营。兹蒙特简,襄赞戎机,任重责艰,倍涂兢惕。现值倭夷猖獗,奉防契紧之时,臣惟有以恩信固结士心,以赏罚申明军律,先率二十余营,遵旨拨队出关,会合各军,相机进剿。应行续调各营,当与刘坤一、宋庆遇事和衷妥筹办理,总期一鼓作气,次第廓清,力遏凶锋,庶不负皇太后、皇上委任之恩。[4]
吴大澂此折前面说自己“军旅未谙”,后面却对即将到来的战事充满信心,声称要“一鼓作气,次第廓清,力遏凶锋”。
但是,当吴大澂出关来到前线后,面临的却是一个烂摊子。由于清军缺乏训练,调度不灵,人心混乱,情形相当危急。起初,吴大澂企图调集兵力,反攻日军所占之海城,而日军却声东击西地出兵攻击疏於防守之牛庄。吴大澂部署大乱,溃不成军,仓惶率部退往锦州。于是,牛庄、营口、田庄台相继失陷。六日之内,连失三重镇,吴大澂刚刚出征,即吃败仗。他羞愧自责,自叹“自不能军”,并且“自请严议。”
光绪皇帝斟酌兵部所上的“遵议大员处分折”,颁谕称:
吴大澂身为统帅,徒托空言,疏於调度,初次接仗,辙即败退。本应照部议降三级调用,惟念其前在湖南巡抚任内,疏请从戎,舍易就难,迨奉命出关,立即启行,尚属勇往。此次牛庄之挫,将士尚能力战,情亦可原,著加恩改为革职留任,以示朝廷权衡赏罚,一秉大公至意。[5]……
这条上谕,按照情理而言,对吴大澂的处分是太轻了。但是,上谕所称吴大澂在湖南巡抚任内“疏请从戎”,“舍易就难”,“奉命出关,立即启行”,的确是说在点子上了。这话应该是出自翁同龢之口,因为他是最了解吴大澂的内心世界的。
当时全国的总督、巡抚几十个,没有一个人在大敌当前之际,敢于奋勇请缨,带兵向前,唯独吴大澂一个人,敢出来冒这个风险。而且,与吴大澂形成显明对照的是两江总督刘坤一。刘氏位高势重,开始受命后,屡以病辞,迟不应命;到达京津之后,又再三推诿,迟不出关。这和吴大澂的“奉命出关,立即启行”,简直有天壤之别。没有一点勇往直前的精神,吴大澂何能如此?
可惜,吴大澂作为酷好金石骨董的旧式学者,根本没有受过近代军事训练,让他来指挥数万军队作战,简直如同儿戏。因此,委任吴大澂为前敌统帅之时,就已意味着这场战争的败局已定。因为象吴大澂这样的书生带兵,有勇无谋,且不懂兵法,是根本不能与久经训练,而且拥有先进武器的日本侵略者相对阵的。
二、言大而夸,不知深浅
吴大澂于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1895年3月17日)被撤去帮办军务,来京听候部议,所部各营交魏光焘统带。他本来打算“进京陛见,恭请圣安,藉伸感愧之忱,俾遂瞻依之愿。”不料三月初三日(1895年3月28日)又接到清廷所颁谕称:“著即赴湖南本任,毋庸来京。”
此次谕旨,只是说让吴氏仍回湖南,继续当他的巡抚,并未给予处分。说明光绪帝与翁同龢等朝廷中的主战派,想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此,吴大澂奉旨後,赶忙上书谢恩。略谓:
伏念臣一介书生,未经战阵,徒以倭寇猖狂,迫於忠愤,不自量力,愿效驰驱。枪械尚未到齐,训练亦无成效,冀分宵旰之忧勤,罔计军情之利钝,谋之不善,咎实难辞。圣训谆谆,恩旨尚嘉其勇往;私衷惴惴,臣心实昧於机宜。在朝廷,曲予矜全,仍畀以封圻之重任,而夙夜弥深惕厉,更当图报称於将来。一息尚存,敢望补过尽忠之义,四夷未靖,犹切卧薪尝胆之忱。[6]
与此同时,吴氏还把战前奏调,随同自己一同上阵的所谓“随身高参”,予以遣散安排。吴氏之奏片称:臣先后奉到谕旨,饬将翰林院编修曾广钧、陈嘉言,刑部主事杨登甲,发交臣军差遣委用,除曾广钧一员统带三营,须俟交代营务,再令回京外,其余各员均令回原衙门当差。[7]统帅不知兵,而他身边的参谋,又大都来自京城的翰林院,这就是吴大澂和他战时的作战中枢。
後来,由于不断有人弹劾,清廷对吴大澂的处分,亦随之更趋严厉。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初十日(1895年7月31日)清廷颁谕称:“湖南巡抚吴大澂,著开缺来京,另候简用。钦此。”吴氏接旨后则称:“臣自揣年力未衰,岂敢稍耽安逸,时艰共济,尤当勉效驰驱。”
可是,到了九月初三日(10月20日)清廷又再改变主意,将吴大澂彻底革职,并且告诉他,在新任湖南巡抚陈宝箴到任後,他“即行回籍,毋庸来京候简。”即使如此,吴大澂也没有怨言。他在给光绪皇帝的上书表白:
伏念抚湘三载,事事以国计民生为重,培植寒俊,抚恤穷黎,搜缉匪徒,严惩蠹役,无非仰体朝廷子惠元元之德意,尽其力之所能尽,为其职之所当为,无日不与丞(人卒)牧令共图治理,每以手书互相(曰助)勉。幸各属士民,具有天良,谨守纯朴之风,当无愁怨之色。遇有会匪盗贼,随时照章,就地严办,消弥隐患。即上控、京控各案,督率臬司,细心研鞫,遇事持平,既不敢纵匪以殃民,亦不敢违道以干誉,区区图报之忱,时以溺职辜恩为惧。
自本年四月回任以来,颤兢惕厉,惟日孜孜,不务空言,力求实际,知在圣明洞鉴之中。兹奉恩纶,放归故里,俾得退思补过,勉盖前愆,是朝廷之格外生成,所幸臣精力未衰,尚可备驰驱之任,身在江湖,仍不能无感恩恋阙之思。[8]
吴氏上书中已坦然承认,自前线回任以后“不务空言,力求实行”,说明他在此以前确实存在着“言大而夸”的毛病。而他所谓“所幸臣精力未衰,尚可备驰驱之任”,说明他仍然没有了断当官的念头。吴氏虽为学者,却又官瘾十足,他在被罢官之后,似乎还幻想有朝一日再被重新启用。
其实,他当初在前线,大权在握,统帅数万大军之时,已有言官向朝廷建言,指出吴大澂有许多弱点:
譬如,御史安维峻有“抚臣未经战事,将领不受约束,请旨申戒”一折。奏称,山海关内外,驻扎各军,归吴大澂统带者共四十二营,均受该抚节制,事权不为不专。该抚未经接战,专主洋操,湘军皆不恃此;闻该抚安营下寨,并不挑挖地营、地沟,以为避炮之计。魏光焘、陈(氵是)位在藩臬,有素不相下之势,恐难指挥如意等语。
清廷对安维峻的上书,当时并未予以高度重视,只是颁布上谕指出:吴大澂任事颇能勇往,所统湘军,数亦不少。第恐诸将意见各殊,临敌进止不能同心,或竟互相观望,必至贻误战机,[9]要吴小心从事。
又如给事中余联沅奏:“吴大澂未经战阵,以虚骄之气,作夸大之词,请加训诫等语。”
对此,清廷亦是轻描淡写,只是宣称:“吴大澂驻守榆关,责任至重,该抚陈奏之词,颇觉勇往,惟后乃必须相顾,当凛慎战之义,与各将领和衷商榷,固结军心,熟筹战守之策,勿为纸上空言,有负委任。”[10]
然而,无论是言官们的上奏,还是清廷的谕旨,都未能引起吴大澂的高度警戒,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仍是一味夸夸其谈,不知凛慎之义。
吴大澂于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894年12月23日)所上之折称:
“臣思天道亏盈而益谦,人道恶盈而好谦。将骄卒惰,尤为兵家所忌。臣与诸将领遇事筹商,虚衷采纳,不敢稍存意见。师克在和,古今不易之理。带兵大员系勇往任事之人,各取所长,亦不能求全责备。而调和诸将,联络各军,乃臣之专责。魏光焘稳练精神,韬略素裕,与臣二十年旧交,足资臂助;余伟恩为刘锦堂部下知名之将,刘树元为彭玉麟军中倚重之人,皆与臣共事两年,深知其忠勇可用。”[11]并表示俟各军陆续到齐后,“勤加训练,以成劲旅”,“合千万人为一心,庶足以破狡谋而寒敌胆。”
吴大澂上述奏折,满纸是大话、空话。他信誓旦旦地向皇帝表示,他所统帅的清军,只要稍加训练,便可以“合千万人为一心,庶足以破狡谋而寒敌胆。”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简直要把牛皮吹破了。他对日本侵略军的实力,几乎是一无所知,然而,却表现出了十足的信心,盲目乐观。曾几何时,这位奋勇请缨,充满信心的将军,便败下阵来。他的失败,使主战派处境相当被动。因为把数万新老湘军调上前线,乃是开战以来,清廷所采取的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调动,也是光绪皇帝和翁同龢等主战派所采取的最后一次尝试。这次失败,使得清廷已经没有力量再组织有效的军事反攻了。翁同龢亦迫於压力,不得不建议皇上将这位同乡革职,以平息人怨了。
三、忍痛割爱 用心良苦
吴大澂打了败仗之后,又回到长沙的湖南巡抚衙门。此时,他内心非常痛苦,深知闯了大祸,难以挽救。尤其是当清廷派李鸿章赴日谈判,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之后,中国不仅要割让土地,还要赔款二亿两白银。条约内容苛刻,举国哗然。这更使吴大澂焦灼万分,寝馈难安。
他觉得自己作为前敌将帅,应该为战争的失败而承担一份责任。作为一个金石骨董的爱好者与收藏者,吴大澂此时在朝思暮想,苦苦思索之后,忽然想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主意:即忍痛割爱,把自己的珍贵收藏,送给日本政府,以图减轻清政府的负担。于是,他给湖广总督张之洞发去一电报。该电文至今仍保存在张之洞的未刊档案中,其文略谓:
吴抚台来电:倭索偿款太巨,国用不足,臣子当毁家纾难。大澂廉俸所入,悉以购买古器,别无积蓄,拟以古铜器百种,古玉器百种,古镜五十圆,古瓷器五十种,古砖瓦百种,古泥封百种,书画百种,古泉币千三百种,古铜印千三百种,共三千二百种,抵与日本,请减去赔款二十分之一。请公转电合肥相国,与日本使臣议明,作抵分数。此皆日本所希有,置之博物院,亦一大观。彼不费一钱,而得之。中国有此抵款,稍纾财力,大澂藉以伸报效之忱,一举而三善备焉。如彼允抵,即由我公代奏,不敢求奖也。
鄙藏古器、古泉,日本武扬曾见之,托其转达国王,事或可谐。澂。有。(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12]
上文中提到的武扬,应指(木戛)本武扬(1836-1908),曾为日本幕府末期幕臣,明治时期的政治家、外交家,曾担任外务大臣、文部大臣。光绪八年至十一年间,两度出任驻华公使。武扬与吴大澂相见,并见其古物当在公使任内。
吴大澂上述电报发出十天后,尚没有收到张之洞之答复,于是,再次致电张之洞,催促此事,文曰:
吴抚台来电:前电及函,想均鉴及。如合肥不愿议减,或倭使不肯婉商,可否乞公代电总署。托俄公使,电告俄王,玉成其事。令倭减去二十分之一。如有成议,澂当另备古物百种,由总署转送俄王。与其竭我脂膏,不如略减赔款,所以请公代奏者,澂本部民报效之款,应由原籍地方官上闻,惟公知其心迹,无他耳。纾君父之急,与从井救人不同。澂。江。(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六日申刻)。[13]
由吴大澂此函观之,他除了发去两份电报之外,还有一函直接寄给张氏,可见,这位败军之将当时之心境,是何等焦灼,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他拿出自己珍爱的宝物,希望以此抵款。连续两电,说明吴大澂“纾君父之急”,是至为真诚的。
不料张之洞对吴大澂此举,大不以为然,他写了一封信给湖南,其信曰:
致汉口,督销局,志道台交信局专差飞送湖南。
吴抚台:
有电悉,毁家纾难,深佩忠悃。惟以古器文玩,抵兵费,事太奇创,倭奴好兵好利,岂好古哉?
且尊藏虽富,虽精,估值不能过十万金,今乃欲抵赔款二十分之一,是作价一千万两矣,亦似可怪。此事恐徒为世人所讥,倭人所笑。鄙意不敢以为然,弟实不便与闻。如尊意坚欲行之,请公自行电商合肥。至代奏一节,弟更不敢如此僭妄。窃谓公此时不可再作新奇文章,总以定静为宜。拙见如此,采纳与否,统请尊裁。东,(二十一年闰五月初二日,丑刻。)[14]
张之洞认为,吴大澂的行为将会被“世人所讥,倭人所笑”,并劝他不要再作“新奇文章,总以定静为宜”。张之洞的冷漠,无疑给吴大澂浇了一瓢冷水。
由此观之,张之洞似乎比吴大澂要老练“定静”得多。他虽然也是主战,却不贸然请缨。他对李鸿章的主和政策也满腹牢骚,却只是局限於上疏直陈己见。张之洞深知,即使由他来指挥这场战争,其结果也不会比吴大澂有什麽两样,故而,不敢象吴大澂那样轻易统兵出阵。吴大澂後来的不幸遭遇,都可以说是由於他贸然请缨,奋勇出战所造成的。否则,他还不是象其他督抚一样,过安稳太平的日子吗?
吴大澂除了政绩而外,他把一生的许多精力都用在了金石考古与文字学上。如上所言,他把自己的俸禄,尽购秦砖汉瓦、古器、碑拓,且能深入研究,颇得其中乐趣。他通过自己的刻苦钻研,把中国的古文字学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与高度。据邹范林先生总结:
乾隆嘉庆以来,文人颇多考释,多无新见。研究金文学者,在甲骨文未出土之前,当首推吴大澂。大澂撰《字说》,虽仅36篇,然考释文字,颇有创见。其《说文古籀补》,整理金文,为古文字学重要著作。该书计14卷,又附录1卷,收录钟鼎、石鼓、陶器、玺印、货币文字共3500余,后又增补1200余,依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部次排列,所收之字,多为许氏所未收。他对古籀的释义比较谨慎,以字为据,较为可信。一生著述颇多,以古物证历代权衡度量制度,写成《权衡度量考》,另有《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客心)斋集古录》《古玉图考》、《(客心)斋诗文集》等。[15]
可见,吴大澂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字学家,考古学专家,而他对于军事,大概可以说是一窍不通的。然而,中国近代的历史,却同吴大澂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硬是让这样一位造诣深厚的古文字与骨董专家,统领数万大军,在中日甲午战争的关键时刻,与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侵略者一比高低。真可谓舍弃所长,用其所短,南其辕,北其辙,岂能不一败涂地乎?
(资料来源:《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巴蜀出版社,2004年)
[1]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支部,编号1-4-1-1。
[2] 顾廷龙:《吴(客心)斋先生年谱》,第224页。
[3] 罗明、徐彻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下编,辽宁人民,1992年版,第7卷,第105页。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吴大澂《谢帮办军务恩折》,光绪21年录副奏折,内政。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光绪21年内政。
[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吴大澂《恭谢天恩折》,光绪21年录副奏折,吏制。
[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吴大澂《遣散随代各员片》,光绪21年录副奏折,吏制。
[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吴大澂《谢开缺回籍恩折》,光绪21年录副奏折,吏制。
[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吴大澂《恪遵圣训,联络诸将折》,光绪21年录副奏折,吏制。
[1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吴大澂《恪遵圣训,联络诸将折》,光绪21年录副奏折,吏制。
[1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吴大澂《恪遵圣训,联络诸将折》,光绪21年录副奏折,吏制。
[12] 《张之洞未刊电稿》,光绪二十一年,各处来电。
[13] 《张之洞未刊电稿》,光绪二十一年,各处来电。
[14] 《张之洞未刊电稿》,光绪二十一年,去电稿。
[15] 罗明、徐彻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七册,第106-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