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出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全集》第二卷，第150页。）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在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初期。在它的狂飚时期，资本主义列强已先后对我国发动了两次野蛮的侵略战争（即两次鸦片战争），中华民族与资本帝国主义、国内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构成了两大主要矛盾并相互交织在一起，尤其是前一对矛盾更逐渐成为近代中国的最主要矛盾；反帝、反封成为近代中国人民革命的根本任务。与外国资本主义野蛮的武力侵略相伴随的是其源源不断的商品强行打入中国市场，造成沿海通商口岸地区自然经济的逐步瓦解和商品经济的有限发展，客观上对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带来了有利条件。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就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舞台上演出它的悲喜剧的。那么，它究竟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哪些“新东西”？也就是说，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自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社会的巨大转折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一系列的变化？它在多大程度上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挽求民族危亡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新趋向？这是本文要试图探讨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重新审视这一规模空前的农民战争，我们发现它尤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切近近代历史的脉膊，具有明显的历史新趋向。
一、太平天国运动击打着时代的节拍、第一次把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对封建主义结合起来
鸦片战争失败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中国由一个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国家开始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领土被割让，关税、司法和领海等主权遭破坏构成了中国进入近代以后的凄惨画卷的最初一幕。中国社会经济自立地位和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西方侵略者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了一系列侵略特权，中国以被奴彼、被掠夺的身份被迫走进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就爆发在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巨大转折时期。因此，这次农民战争的起因已不是古代农民战争那种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单一因素，而是中外反动势力共同压迫、剥削的产物，是鸦片战争以后十余年国内阶级矛盾和中华民族与资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固然，土地进一步集中，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剥削的空前加强，封建国家对农民、手工业者征收捐税的日益繁重，以及在清王朝腐朽统治下造成的各种自然灾害，都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的最直接原因。但在这一表象后面却隐藏着更深刻的原因，那就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与掠夺的加强使得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直接影响、加剧了国内阶级矛盾。
（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据估计，在两年多的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支出了大约七千万元的战费，战争失败又被英国侵略者勒索二千一百万元的巨额赔款。这一大笔负担，清政府通过巧立名目、增加各种捐税等手段，把它完全转嫁给中国人民头上。为了支付赔款，道光皇帝命令，“所有各省着赔、分赔、摊赔、代赔”各款，“着各省督抚河督于所属实缺司道府厅州县各员……勒限催追完交。”（《东华录》道光朝，王先谦辑本第58卷，第4页，引自茅家琦等着《太平天国兴亡史》第4页。）资本主义侵略和随之而来的苛重捐税使劳动人民陷入绝境，被迫走上反抗的道路。“百姓滋事，皆因州县征收加重所致”（《鸦片战争》第四册，第302页。）。
（二）持续增长的鸦片贸易，使白银外流更趋严重，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动荡和人民的困苦。英国资产阶级发动的“旨在维护鸦片贸易”的鸦片战争使得鸦片贸易“完全不受法律制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8页。）。战后的鸦片贸易很快恢复到战前的“繁荣”，并呈持续增长之势，1850年进口鸦片竟达52925箱，远远超出战前水平。鸦片的进一步泛滥不仅毒害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加深清王朝的吏治腐败，而且引起白银的大量外流。有人统计，主要由于鸦片进口，1843～1846年四年间，中国流出白银约3900～4700万银元；1847年到1848年间，每年流出约1000万银元。（引自彭泽益：《鸦片战后十年间钱贵钱贱波动下的中国经济与阶级关系》，见《历史研究》1961年第6期第4页。）白银大量外流的结果，使银贵钱贱的问题更加严重，进一步加重了人民的负担。1838年每两纹银可兑换铜钱1600文，到1850年则升到2300文左右。这对以零星出售劳动产品换取铜钱后再折成白银缴纳赋税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剥夺。对此，曾国藩在《备陈民间疾苦折》中曾指出：“东南产米之区，大率石米卖钱三千，自古迄今，不甚悬远。昔日两银换钱一千，则石米得银三两；今日两银换钱二千，则石米仅得银一两五钱。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朝廷自守岁取之常，而小民暗加一倍之赋。”（《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从此可见，由罪恶的鸦片贸易引起的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现象，造成了中国人民的痛苦和社会的动荡，直接加剧了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心的、包括白莲教（长江以北地区）天地会（长江以南地区）和各地少数民族起义在内的全国大起义的总爆发。正如马克思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文中所说：“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炸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页。）
（三）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倾销商品的激增，造成了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穷困破产。鸦片战争后十年，中国社会仍然是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但外国工业品尤其是洋布、洋棉的大量倾销，在五口通商地区已开始破坏了自然经济的基础。曾经是中国棉织业中心的松江、大仓，由于上海开埠而逐渐走向衰落。洋货的大量倾销，严重破坏了我国沿海通商口岸地区的手工业；在质优价廉的机器产品面前，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失业，处于极端贫困和苦难的深渊。
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掠夺，造成了近代中国人民的贫困，加剧了中国社会的矛盾，诱发了鸦片战争以后全国各族人民的大起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是挽救国家危亡、争取社会进步的关键所在，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对于太平天国的农民群众来说，鸦片战争带来的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和中国人民反对地主阶级必须反对资本帝国主义的道理，主要不是来自于理性的思辨，而是从赔款、鸦片、洋货所带来的切肤之痛中亲身感受到的。因此，他们的斗争，除表现了与统治阶级的誓不两立外，还必然表现出不屈不挠地反侵略意志。
当太平军从金田挥师北上向湘、鄂、赣、皖胜利进军并一举攻克东南重镇南京、显示出农民革命的伟大力量时，英、法、美等国使节多次前往太平天国都城天京进行试探性访问。他们了解到太平军高昂的士气和所向无敌的军事胜利极有可能统一全国，因而不敢公开援助清政府，而是在农民政权和清政府之间竖起了“中立”的旗帜，并阴谋利用“中立”政策对处于危机中的清王朝进行勒索。在这种情况下，太平天国前期的斗争矛头主要地指向了清王朝。但由于太平天国领导人在对外关系方面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拒不承认外国侵略者同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坚决反对罪恶的鸦片贸易，体现了强烈的反侵略精神，这就使得太平天国革命者和外国侵略者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鸿沟，这一“鸿沟”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必然将以严酷的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形式来解决。1860年，当太平军兵锋逼进上海时，不仅威胁了上海地区地主阶级的利益，而且危及了外国侵略者在上海的利益。于是，清朝上海地方当局在清朝首都北京遭到英法联军洗劫之时，竟与英、法、美驻沪领事答成了局部合作，出现了由美国人华尔出面组织、最初士兵都为外国人并以太平军为作战对象的洋枪队。与此同时，由于英法联军打击，清政府被迫与侵略者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侵略者的利益要求在清政府那里得到了满足；北京政变上台的、被列强武力所吓倒的奕、慈禧集团执行的妥协外交政策与太平天国依旧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形成强烈的反差（侵略者从《天津条约》得到的开放十处通商口岸利益有四处在太平天国的军事占领或影响之下）。这些因素促使清政府、外国侵略者、太平天国三者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调整，其结果是外国侵略者拉下了“中立”的面孔，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全面合作镇压太平天国的条件已经成熟。
当中外反动派进行勾结，尤其是侵略者高举的屠刀已对准太平军的时候，农民革命的传统形式，在太平天国那里带上了浓厚的反侵略色彩。他们彻底放弃了对外国侵略者曾一度存有的幻想，与英、法、俄等侵略者进行了直接的殊死搏斗。1860年以后，太平军与自大沽南下的英法联军、华尔洋枪队（1862年更名为“常胜军”）以及俄国侵略者在苏南、浙江两个战场英勇奋战，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的气焰。在苏南战场，太平军凭着英勇的斗志，连战皆捷，消灭了大量敌军，打死打伤外国侵略军军官多名。“常胜军”屡战屡败，并于1864年被迫解散。在浙江战场，太平军也沉重打击了“常安军”（中英混合军）、“常捷军”（中法混合军）两支侵略军。太平军的英勇斗争，将近代比武装的外国侵略军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连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也不得不供认“夷兵之畏长毛，亦与我同”（《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六。），“西兵为贼为慑，从此不敢出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一。）。太平天国以空前规模展开的反对封建主义与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相结合的斗争，接触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核心内容，反映了鸦片战争以后社会矛盾和革命任务发生的巨大变化，表现了近代历史发展的新趋向，谱写了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最为光辉的一页。
二、太平天国运动反映历史进步的潮流，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
鸦片战争开始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同时也反映了以工商立国的资本主义对以农为本的封建主义的残酷挑战。民族生存间的生死搏斗，显示出新旧制度的优劣高下和必然而来的对新制度的选择。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逐步向半殖民地沉沦的同时，也开始了由封建主义向半封建主义（亦即不完全的资本主义）的转化：中国人民在以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保卫民族生存的新的长城的同时，也开始了自中西交流碰撞以来第一次向高于本国封建文明的资本主义文明学习并走发展资本主义道路的艰难历程。因此，是否向西方学习和是否发展资本主义，是近代社会开始到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这一历史时期衡量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步与落后的重要标志。
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主要不是自明清以来开始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结果，而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和可能”（《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二卷第626页。）。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十月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中国社会的实际。太平天国运动在反映中国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这一历史新趋向的过程中，曾经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这一革命纲领，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同时，太平天国还按照“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教旨，还一度否定和取消了私人工商业。南京发达的手工业一律变为公营，匠工被编入“诸匠营”“百工衙”统一生产，产品归公，不拿工薪，不问分配。天京居民官兵不蓄私财，商店货物、居民财产（除极少日用品外）全部收归公有，生活由圣库统一供给。这一措施摧残并打击了尚处于萌芽和初起之时的中国资本主义，遭到民众的强烈反对。杨秀清等人看出了废除工商业的危害。乃急而刹车，昭示“士农工商，各力其业”（杨秀清：《诰谕四民各安恒业》，转引自郭穀生：《太平天国革命的近代化趋向》，见《文史知识》1991年第6期第21页。），天京、安庆、镇江等地的太平天国领导人都转而采取了保护和鼓励工商贸易的政策。除天京城内及其他军事要地外，太平天国允许而且鼓励商人在天京郊外和其他州县城外自由经商。太平天国还在1854年6月颁行银钱、大钱、小钱三种钱币，并在水陆要冲设卡抽厘。这些措施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至太平天国后期，保护和奖励私人工商业的政策取得十分明显的效果，太平天国占领下的苏、浙地区的许多市镇商业繁荣，货物充斥，对外贸易成倍增长。据曾参与太平天国革命工作的英国人哈利（A．F．Lindley）所著《太平天国亲历记》所记载的中国丝茶出口数，可计算出1860——1961年中国茶叶、生丝出口分别是金田起义爆发前的1849——1850年的1．6倍和5．5倍。中国的茶叶、生丝一部分出产于太平天国控制的区域之内，一部分经太平天国控制区域出口。太平天国时期工商业的发展，与太平天国执行正确的商业政策分不开。这也是同时期清朝统治者所不能做到的。历史事实表明：太平天国运动有利于中国近代化工商业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洪秀全、洪仁玕等太平天国领导人根据太平天国的实情和当时世界的潮流，提出并颁布了具有资本主义改革性质的划时代纲领——《资政新篇》。它带来了外部世界的新气息，提出了《天朝田亩制度》所不曾有过的全新内容：保护私有财产，鼓励私人投资和创造发明，实行专利制度，提倡兴车马舟揖之利、兴银行、兴器皿技艺、兴宝藏、兴邮亭，全面学习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和先进技术；要求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强调中央集权和上下沟通，要求建立代表民意的监察机构，尊重群众的意见，保护人民的权利，反对结党营私、卖官鬻爵；提倡兴办学校、医院和慈善机构，革除旧习俗，提倡“文以纪实”；提倡中外自由通商和开展文化交流，主张国家独立、自主，反对外国侵略，主张在国际交往中去掉一切夜郎自大的词句，等等。《资政新篇》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比较系统的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政治纲领，它顺应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潮流，开始接触中国近代历史的新课题——中国要不要发展资本主义？中国如何发展资本主义？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这就是学习西方科学文化，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并进而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制度，推进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改革，把中国变成与欧美并驾齐驱的资本主义强国。从《天朝田亩制度》到《资政新篇》，还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理想趋向的转换——从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向以机器化大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过渡，从要求彻底消灭小生产的私有制又回复到承认和鼓励大生产的私有制；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思想过程，是革命理论的大飞跃。《资政新篇》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效法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建立资本主义文化，其思想价值大大超越了以往一切农民战争所提出的口号，超过了太平天国前期的《天朝田亩制度》，也超过了同时期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资政新篇》的近代化全方位构想是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望尘莫及的。曾国藩幕僚赵烈文认为《资政新篇》“颇有见识”，感叹“贼中不为无人”；近代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认为洪仁玕“很了解英国及欧洲列强所以强盛的奥秘”，并视之为通晓西学的知音。太平天国的理想不完全只是一纸宣言，它在实际行动上已经迈出了“师夷长技”的步伐。当太平天国将帅发现洋枪洋炮的威力后，就多方求购并刻意仿造西方武器，延揽洋人采购军火、培养将士、参予军事。在太平天国革命感召下，英国人哈利就曾在太平天国供职四年，多次随忠王出征，并为太平天国招募外国志愿军，采办军火，组织教练军。可以预测，如果太平天国取得胜利，在面临外国侵略的情况下，一定会全力发展近代国防和生产建设，其变革的深度和广度可能比洋务运动更甚一筹，《资政新篇》的宏伟构想当可部分地实现。尽管由于太平天国的败亡，《资政新篇》的蓝图未能成为既成事实，但它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进程中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资政新篇》可以看到，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突破了传统农民战争“均贫富”、“等贵贱”的局限，扣注了时代的脉膊和主题，比较好地处理了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辨证关系，具有鲜明的、进步的历史新趋向。
三、太平天国运动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提出“万国皆通商”的对外开放政策
近代以来，是否学习西方、对外开放之争的表象后面，反映的是革新与守旧、进步与落后的实质。太平天国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顺应历史潮流的“万国皆通商”的对外开放政策。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成为拥有半壁河山的农民政权，出现了中外人员往来、通商以及交涉等新问题，在处理这些新问题时，太平天国政权领导人大都比较开放，除了有时以老大自居外，没有明显的排外思想。特别是从洪仁玕起草的《资政新篇》，从洪秀全对《资政新篇》的承认、批准和对引进欧洲进步事物如铁路、蒸汽机等类东西的赞许，更可以看到太平天国领导人的世界意识和开放意识，他们完全不同于盲目排外的咸丰皇帝及其守旧臣僚。所以，毛泽东把洪秀全与康有为、严复、孙中山并称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杰出人物。（《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四卷第1469页。）天京政权对来太平天国经商和游历的外国人（包括不怀好意者），一般都给予友好的接待，出于同宗教原因还视之为“洋兄弟”；太平天国在建立政权之初还向英使文翰表示英国商人可以“自由出入，随意进退，……照常经营商业”（《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册，中华书局版，第162页。）。这些情况一方面反映了太平天国政权对外国侵略者缺乏本质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在对待外部事务方面采取了主动、积极的开放态度。最有代表性地反映太平天国开放政策的是杨秀清两次对外国使者的答复：一次是1854年6月28日答复英国“拉特勒”舰长麦勒西提出的问题时说的一段话：“一俟平定后，不惟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天下之内兄弟也。立埠之事，俟后方定，害人之物为禁”。（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第211页。）另一次是在《谕英使文翰》中指出“天下为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彼此之间，既无差别之处，焉有主从之分？”（《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册，中华书局版，第161页。），从这里可看出太平天国开放政策的大致内容：（一）实行全方位开放，严禁鸦片贸易（“害人之物”）。天京政权不仅只对英国开放，准许英国商人“自由出入”，而且对一切愿意和太平天国发展正常贸易的国家开放；但是，严禁造成中国社会灾难的鸦片贸易，规定“（鸦片）走私者杀无赦”、“凡吹洋烟者斩首不留”。表现了太平天国政权处理对外事物的灵活性和原则性。（二）主张“番国平等”，不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太平天国最初主张“番国平等”和拜上帝教的教义有关，但当英使文翰将“十余年来，无稍变更”的不平等条约带到天京的时候，太平天国政府予以拒绝，并将教义上的“番国平等”具体化为对不平等条约的否定。这是太平天国维护民族尊严的具体表现和对外开放的基础。可以设想，一旦太平天国取得全国政权，它执行的将决不是清王朝那套对外妥协、被动开放的对外政策，而是一条既顺应历史潮流、主动对外开放又坚持原则、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的正确路线。访问过天京的美国驻华专使麦克莲在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曾经这样预测：“天王兄弟及其臣下，当他们成为这个中华帝国的主人之后，是不是会承认清朝政府与英、美、法三国已签订的条约义务呢？这是极不可能的”（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一卷第113页。）。虽然太平天国的过早失败使其对外开放政策没有得以全面实施，但它在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仍然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它的开放思想支配下，中国破天荒地出现了全面建设资本主义的宏伟蓝图；在它雄居金陵、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时期，中国的丝、茶出口取得了显著增长。总之，太平天国的对外开放思想既不同于近代守旧派闭关自守、作茧自缚的顽固立场，又迥异于洋务派的有限开放、委曲求全的妥协态度，而是在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国发展一切正常的通商贸易，引进西方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资本主义文明。因而，它顺应了近代中国暨世界从封闭走向开放和从开放中求生存、求发展、争平等的历史潮流，谱写了农民战争史上的新篇章。
四、太平天国运动对十九世纪下半叶洋务运动的兴起、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资产阶级革命政治力量的崛起起了很大的作用
太平天国虽然没有改变封建土地制度，但它在革命地区采取了诸如对部分地主分子的人身消灭，没收部分地主、官僚、寺院、庵观的土地归公，支持农民对地主进行的抗租和减租斗争等措施，造成了相当数量的地主分子的出逃和地主阶级的萎缩，出现了许多无主土地和荒地，从而使农民部分地得到了土地，加上地租和赋税的减轻，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产品商品率的大幅度提高，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太平天国运动还搅乱了整个封建制度，猛烈冲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促使清朝权力结构重心开始从中央王朝向依靠镇压农民起义起家的地方督抚的下移，从相对保守的满洲贵族向相对开明的、对西方“船坚炮利”有兴趣的湘淮汉族大员的倾斜，迫使铁板一块的地主阶级分化出具有开明倾向的洋务派。如同“那些镇压1848年革命的人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这次革命的遗嘱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8页。）一样，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湘淮大员也不可能退回去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而是捡起洪仁玕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展开了长达三十余年的学习西方器物文化、促使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洋务运动，充当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遗嘱执行人。”如果没有农民革命对清王朝的威胁和对封建制度的冲击，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或许还要推迟一段时间。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并不能磨灭它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出现所起过的巨大的推动作用。
此外，太平天国还为后来资产阶级政治力量的崛起产生过间接影响。资产阶级维新派一方面对太平天国起义表示了某种同情，“洪杨之徒，苦于君害，铤而走险，其情良足悯焉”（谭嗣同语）；另一方面又以金田起义的声威来凝聚维新力量和坚定光绪皇帝下诏变法的决心。资产阶级革命派之所以怀念洪秀全，孙中山之所以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则是看重他为武装推翻清王朝开辟了道路；孙中山正是接受了太平天国反清的正面影响和因争权夺利而导致火并的反面教训，才最终把清王朝送进了历史的坟墓，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太平天国运动在近代中国政治近代化的尝试中起了先驱者的作用，纵观太平天国的兴衰历史，可以看到：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这次农民运动在反封建的同时又存在着自身政权的严重封建化，在反侵略的同时又存在着对资本主义侵略者本质认识的模糊，因此，它仍然是一场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旧式农民战争。但同时也不应忽视：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它第一次高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大旗，第一次比较系统、完整地描绘了在中国建设资本主义的宏伟蓝图。并且为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与革命运动尽到了先躯者的责任；在中国从中世纪走向近代、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它提出了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为基础的、积极的、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因此，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进步趋向是十分明显的。
【资料来源：《吉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