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康熙二十三年（1684），三藩之乱刚平定，康熙帝便致力于用怀柔之策控制江南士人，实现帝国意识形态的大一统。在此背景下，宋荦任江苏巡抚长达十余年，深得帝眷。宋荦为河南雪苑社“后六子”之一，雪苑诸人同江南复社文人一向往来频密。宋荦借助雪苑社侯方域、贾开宗等的江南人际网络，早年便在江南文人圈中积累下丰厚人脉。他任江苏巡抚期间，凭藉早年积淀下的江南人脉，发挥自身工于诗文、淹通掌故、精通鉴藏的才华，笼络交好士人和同僚，和他们一起参与了江苏精英文化的重建，催促了当地文坛群体性的活跃并最终为清廷意识形态大一统的计划所收编。作为清廷江南政策的执行者，宋荦的江南施政是康熙朝中晚期江南政策的缩影。中介于中央和地方之间，中介于士人和清廷之间，正是宋荦在康熙中后期江南政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和地位。与学界一般认为的康熙朝运用蛮横的“文字狱”手段加强思想钳制不同，本文以宋荦的江南施政为例，说明了康熙朝刻意松弛文化思想界的控制，怀柔之策控制江南士人，实现帝国意识形态的大一统的特点。
关键词：江南政策；宋荦；江南士人；明清易代
明代以来，人们习称的“江南地区”仅仅限于江浙一带。[1](P13-14)由于江苏、特别是苏南地区是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中心，宋荦所任巡抚亦为康熙中晚期间之江苏巡抚，故本文关于“江南地区”的讨论仅限江苏。在明清鼎革的过程中，对清反抗最为激烈。即便是在清业已定的清初社会，对故明的眷恋仍然是不少江南士大夫的共同心理。因此，对于清统治者来说，“江南”一词在清初政治中暗示着一种敌对或者反抗的情绪。康熙帝对江南的人事布局一直未敢掉以轻心，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江南积聚的财富。康熙间成书的《江南通志》中说：“国之大计，以财用为根本而江南田赋之供当天下十之三，漕糈当天下十之五，又益以江淮之盐荚、关河之征傕，是以一省当九州之半未已也”，商旅辐辏，位置险要，而且“仕宦科名皆为诸省之冠”，因此“国家鼎建两京之外，分省一十有四而江南最为重地”。 [2](P2a)江苏事务也一向号称“繁剧”，清帝一般委以心腹重臣，并对其政务严加考察。康熙中晚期以来，江南地区的人事安排叠床架屋，江苏省一省驻一织造（江宁、苏州）、一巡抚、一总督、一将军，织造、巡抚、总督往往兼都察院御史职，可密折奏事、互相纠劾。
为实现对江南地区和江南士人的有效控制，康熙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3]康熙十七年（1678），康熙帝设博学宏词科，然而并未实现“以此网络遗贤，与天下士共天位，消海内漠视新朝之意，取士民之秀杰者以作兴之”[4](P424)的目的。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帝刚平定三藩之乱，得以腾出手来着力改善帝国同“江南”的紧张关系。他首先做的便是通过各种方式，来实现对江南士大夫的柔性控制。这一时期是江南士人逐步确立对新政权的向心力的时期，亦即清朝最终确立其政治合法性的时期。查《清代职官年表》，康熙二十三年（1684）至雍正元年（1723）间，江苏巡抚中惟宋荦任职最久，治绩最得帝心，对江南政局影响最大。[5](P1550-1578)因此，讨论康熙朝中晚期的江南政策，宋荦此人值得作为个案研究。
宋荦（1634-1713），字牧仲，河南商丘人。宋荦出身侍卫，历官顺、康两朝，累官至吏部尚书。父亲宋权在明季曾任顺天巡抚，是商丘士绅的重要领袖，在山崩地解的明清易代中向清输诚，入清官至国史院大学士。宋荦以著名诗人、藏书家、鉴赏家、词人的身份传世，在清文化史上的地位受人瞩目。中日学界对宋荦的研究集中在对宋荦生平、行谊、撰述的考订补充方面，其中讨论其作为收藏家或文人在清初文化史上的地位居多。[6]美国学界戴福士（Roger Des Forges）长期关注明清之际河南东部地区的知识分子，对宋荦及其父宋权在明清之际的政治选择有所涉及。[7]本文以上述前辈学人的研究为基础，拟立足于对宋荦江苏施政的考察，讨论康熙朝中晚期江南政策的特殊性，试图描绘出这一时期江南士人如何建立起对新政权的认同过程和清逐步强化对江南社会控制的过程。说到宋荦得以出任江苏巡抚的政治资本，要从其出身、吏干、文才和人脉讲起。
- 出身、吏干、文才、人脉：宋荦出任江苏巡抚的政治资本
为加强对降清明臣的笼络和控制，顺治初年曾授不少汉籍高阶官员子弟为侍卫。侍卫是高级武官，主要负责宿卫内廷，升迁较快。因此，顺治初年侍卫选拔“首宠满洲”，多从正黄旗、镶黄两旗勋戚子弟中挑选侍卫人选。为巩固满蒙关系，也有部分蒙古八旗子弟入宫侍卫，惟汉人很难侧足其中。顺治四年（1647），清廷下令汉籍高阶官员送子弟入朝侍卫。宋荦之父宋权在明朝为顺天巡抚，在清兵入关之初，率兵投清并平定京畿地区的农民军残余和贼寇。因此，宋权不久便入内阁为国史院大学士。宋荦因此得入侍禁中，时年14岁。[8](P25-26)宋荦任三等侍卫，是武职正五品，可冠金顶、戴花翎，极为荣耀。宋荦曾扈从顺治帝狩猎，他数十年后仍对这次狩猎如影历历。宋荦自撰《漫堂年谱》记载了这次狩猎：
九月，上大羽猎。荦自午门前乘马佩刀矢，扈跸行，历文安、霸州、西山，凡二旬而返。还经桑干河，天寒水缩，尚数丈余，扬鞭大呼，跃马而过，上顾之色喜。途次，蒙赐鵰羽箭五。[9](P316-317)
《漫堂年谱》中还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上爱重之，每赐食中和殿。一日牧仲对食逊避，私出带间斜幅，裹饼饵枣粟将怀之。上怪问，牧仲前跽谢曰：臣有祖母老，甚爱臣。臣怀以献，荣上之赐也。上喜，自是每赐食必尽，敕以归”[9](P315-316)。顺治帝谈禅之暇，颇善绘事，尤擅画牛，曾赐宋荦一幅《牧牛图》。[10](P42)据此，宋荦在顺治朝也深得帝宠，家世显赫，仕途的起点是很高的。
但是，宋权被迫致仕并于不久后去世，宋荦中断仕途，转而乡居读书，为以后在江苏任职做了一定的人脉储备。顺治八年（1651）三月，宋权格于清议，被迫致仕，携宋荦返回河南归德家中。次年六月十二日，宋权卒。[11](P691-892)有人劝宋荦出而结交权贵。侯方域以为不然，劝宋荦“以诸人所陈结交之才，多收古今书籍；以交结之力，闭户力学而笃行之”。[12](P154)孙奇逢也寄书宋荦劝学。[9](P323)从顺治八年（1651）至康熙三年（1664）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宋荦家居读书，同侯方域、贾开宗、徐作肃、徐邻唐、徐世琛重结雪苑社。雪苑社为复社之江北重要分社，雪苑诸人同复社文人的联系也很频繁。在雪苑同人的帮助引介下，宋荦于顺治十二年（1655）游历江南，与江南士人董以宁、萧云从等相会，访高以智，大量购置秘书名迹。[9](P323-324)顺治十三年（1656），宋荦由徐作肃引介结交了客游商丘的几社名士计东。[13](P75-76)计东和陈贞慧子陈维崧均曾下榻宋氏家中。[9](P323)在此期间，宋荦曾两度赴京参加顺天乡试，皆不第。[9](P324-326)康熙三年（1664），宋荦方以正五品之三等侍卫出为正六品之黄州通判。康熙九年（1670），宋荦奔生母赵氏丧，一直家居至康熙十六年（1677）正月，方得补授正六品之理藩院院判。
宋荦仕途开始显达要从升授刑部贵州司员外郎开始。康熙十七年（1678），宋荦升授刑部贵州司员外郎，他处事果断、敏于任事，因此得到名臣魏象枢的提携。宋荦上任之初，每案亲讯，昭雪旗棍违例等多起冤假错案，令时任刑部尚书的魏象枢刮目相看。同年十一月，魏象枢便保举其视榷赣关。[9](P341)康熙二十一年（1682），魏象枢委其充任《会典》纂修官。[9](P349)康熙二十二年（1683）二月，宋荦升直隶通永道佥事。其间，宋荦得到直隶巡抚于成龙嘉奖。[9](P355)宋荦开始担任正三品以上官员，则是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他已经54岁。这次任命是康熙帝破格提拔。[9](P492)宋荦升任山东按察使，“抵任后，开释疑狱，禁绝诬枉”，“一时吏民畏怀德威，自称无冤”。当年山东歉收，宋荦“运家粟以助赈”，“东人至今德之”。 [14](P206b)
宋荦在江南任职的第一项任命发布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十月丁巳日，这一日康熙帝驻跸赵北口，升山东按察使宋荦为江苏布政使。[15](1672-1678)宋荦此行江南，也系康熙帝“特旨”。 [9](P357)江南事务号称繁剧，人事复杂，这项任命说明了康熙帝对宋荦的信任。宋荦没有辜负康熙帝的期望。时任巡抚的田雯曾与宋荦同列诗坛“金台十子”，于京师唱和往来。[16](P19)在这次江南之行中，宋荦恰当地运用了自己的人际关系和权威，完满完成任务。《清史稿》中说：宋荦在很短的任期内，“察司库亏三十六万有奇，荦揭报督抚，责前布政使刘鼎、章钦文分偿。户部采铜铸钱，定值斤六分五厘，荦以江苏不产铜，采自他省，值昂过半，牒巡抚田雯，疏请停采。下部议，改视各关例，斤一钱”[17](P10053)，振衰除弊，雷厉风行，妥善化解了江苏财政亏空的难题。这进一步加强了康熙帝对宋荦的信任。不久，康熙帝特简宋荦巡抚江西。[9](P362)自康熙二十六年（1687）至此，短短五、六年，宋荦由五品之直隶通永道佥事一再升授，历任山东按察使、江苏布政使，升至从二品之江西巡抚。[18]同乡刘榛也说宋荦“先生臬齐半载而藩吴，藩吴不四月而又有中丞之拜，是固先生无意而得”，“天子知人之哲、官人之能而先生之才望德操适足当之”[19](P73a)，也可看出宋荦升迁之速和皇帝刻意栽培的心情。宋荦在江西的任期是四年，任期内不仅“饬纪诘戎”[20](P440-441)、稳定了三藩之乱后的江西政局，还促成了当地文化秩序的重建，政绩相当出色。
然而，此时江苏巡抚一职却也久乏良臣充任，宋荦的文学才能和江西施政迎合了康熙帝笼络江南士人，实现意识形态领域大一统的意图，这便有了康熙帝对宋荦新的任命。自康熙十七年（1678）起，康熙帝欲大兴文教，加紧笼络士人，实现意识形态领域的大一统。康熙帝便在玛祜卒后屡次简拔进士出身的汉员补缺，希望有所改观。任命时，以亲近可靠，“老成端谨”[21](P1194-1195,1224)为要。康熙帝相继任命的汉大臣出身进士者，有汤斌、赵士麟、田雯、洪之杰、郑端等人。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帝在命理学家汤斌任江苏巡抚时便交代说：“居官以正风俗为先，江苏风俗奢侈浮华，尔当加意化导。移风易俗，非旦夕之事，从容渐摩，使之改心易虑，当有成效。”[21](P1194-1195,1224)可见，康熙帝对江苏巡抚的任命重在改变江南地区的世风士习，建立、巩固当地士庶阶层对清廷的认同是任内最关键的事情。这一过程，“要从容渐摩”，不必贪功求快。可惜，汤斌任职不到一年，便因明珠之党构陷和地方反对而离职。其后的巡抚，赵士麟、田雯、郑端等均进士出身，且田雯工于诗文，与宋荦同列“金台十子”，郑端长于经学，可惜任期最长者也不过2年，难免人亡政息。宋荦在江西宏奖士人、大兴文教，重建当地社交网络和文化秩序，且同江苏士人渊源甚深，较易令江南士人接受。这让康熙帝看到了江南施政的希望，那就是用宋荦为江苏巡抚。康熙三十一年（1692）六月，康熙帝特旨命宋荦调补江苏巡抚，宋荦开始了十余年的抚吴生涯。[9](P402)宋荦抚吴，侧重笼络士民和文化建设，藉此助推了江南精英文化的恢复和重构。
- 重建江南精英文化，收编江南士林
刚履江苏巡抚职，宋荦便在赈济水灾、整治运河方面充分表现出了自己的吏干。甫上任，宋荦便请蠲邳州商税、酌议运船饭米、蠲兴化、盐城、沭阳等地秋灾。[23](P424-433)汪琬对此评论说：“先生为人固已光明而峻伟，博大而醇深。及其达于政事也，廉而不刿，严而不苛。拊循吏民，喣喣慈爱而不失之姑息，当其莅吴，仅四阅月耳，裁决簿书，勾稽金谷，往往至丙夜，虽精锐少年不敢忘一二，老奸宿蠹俯首侧足亦率不敢旁睨。”[25](P190-191)
在宋荦的江南施政中，最重要的是对于地方文教事业和明末东林、复社精神遗产加以引导和收编，力图使江南士人逐渐消磨反抗斗志，最终加入到新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构中。吴地风俗与宋氏桑梓中原相差甚大，吏弊严重，宋荦为实现自己的作为，首先选择了一批得力幕僚，“赋予他们监督吏员的责任”。清代，“幕僚往往是科第失意的知识分子,道德品行上比较靠得住；他们的工作与吏相仿佛，比较懂行，因此吏员较难蒙混过关。”[26](P183)康熙三十一年（1692）十二月，宋荦延邵长蘅至幕府，邵长蘅记此事说：“先生雅知予，读书论文外，不以俗事相嬲”[27](P181b)，可见宋荦相待之厚。邵长蘅也不负厚望，成了宋荦结交江南士人的得力助手。康熙三十二年（1693）四月，宋荦观风各郡邑，录士若干人。康熙三十七年（1698），宋荦得李必恒，招为幕僚。此外，查得钱塘冯景、陈维崧子陈履端、阳羡著名词人徐喈凤子徐瑶、吴县吴士玉、武进恽寿平、秀水李良年、青浦王原等均曾入宋幕。[28] (P50-53,60-61,64—67)[29](P540)他们对宋荦结识江南士人、处理江苏事务出力很大。
从另一方面讲，这一时期的江南士大夫也希望执政者对士绅阶层加以“培护”，一些官僚也开始倡导优礼士绅。康熙年间成书的《为政第一篇》（作者孙鋐，江南华亭人，康熙间知名词人）从地方主义的立场出发，便公开主张优礼缙绅。此书称：“士为四民之首，原宜刮目相看，重之者非独贡监青妗，即赴考儒童，潜修墨士，凡平时接见，或讼案干连，皆须宽容培护，勿得概以凌贱加之”。[30](P416b-417a)康熙朝仕至礼科给事中的世家子弟黄六鸿在致仕后撰有《福惠全书》，他在书中说：“本地乡绅有任京外者，有告假在籍者，有闲废家居者，其交际之间宜待之以礼，用刺相觌，悉照旧规。其有切已事或兄弟子侄横罹意外，亦必周全体面，所以重衣冠而扶名敎也。至于学校中有文章品行之士，特加优遇，贫寒不给者或分廉俸资之膏火。非惟贤父母政体应然而贤者闻风知劝，益加自爱，不肖者返衷自愧，亦争事诗书。其于风教默化潜移，正自不小。且从来草茅讴颂，本出肺肠；缝掖春秋，多凭口吻一念……惟礼所当存仪循分。及法难轻纵责，亦必加庶乎可矣！语云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诗》曰：‘柔亦不茹，刚亦不吐’，其斯之谓欤！”[31](P9)黄氏这一立场是立足于通过笼络，使士绅们潜心归化，以确保基层政治的正常运作。《福惠全书》一时受到州县官员的欢迎。[32](P99-109)这也是当时优礼士绅的政治风气的写照。
宋荦身为方面大员，又有诗名，淹通掌故，精于鉴藏，并得到江南幕友襄助，在笼络士人方面显得游刃有余。康熙三十三年（1694）正月，宋荦会同熊赐履、江苏学政捐俸修东林党之旧地——无锡东林书院。[9](P422)[27](P812-813)实际上，东林书院此时已经过意识形态的改编，虽仍有东林故人在此任教，但官方的宣传已渐渐渗透。汤斌抚苏时便“尝诣东林讲学”。当时“有邑绅某，曾委蛇闯逆而脱归者，于座讲明哲保身之义，缕缕不绝。潜庵厉声云：‘比干谏而死，亦是明哲保身。’邑绅面发赤，无地可入”[33](P21)，地方官府对程朱理学的灌输和引导已不遗余力。三月，宋荦应沈客子之请，于桃花坞修复唐寅墓，建亭其旁，题曰才子亭，为文祭之，诸名士题咏甚多。[9](P422-423)中有韩菼名联“谁昔唐衢惟解哭，祗今宋玉与招魂”[34](P137)，乍看似抒发今非昔比的酬唱，实则吹捧宋荦，颂其尚文之德。此处原为复社张溥召开虎丘大会之所，今日则为讴歌康熙帝雅意右文之名利场。六月，宋荦选亡友侯方域、魏禧、汪琬三人遗文为《国朝三家文钞》，为之序。[23](P19-23)三人中洁身自好如侯方域也曾参加顺治初之乡试。九月初，苏州高士徐枋卒，为经纪其丧。[9](P427)康熙三十五年（1696）十二月，重修苏州府学毕；明年，邵长衡代宋荦作《重修苏州府学碑记》。[9](P444)[25](P810-811)康熙四十四年（1705）底，卓尔堪辑《遗民诗》将付梓，宋荦序之。[35](P262-263)此外，对于其他江南文社，如计东创始之几社，宋荦也一体推崇。康熙三十二年（1693），宋荦刻亡友计东《改亭集》成，自为之序。[13](P75-76)[23](P23-26)东林书院、元墓、遗民（高士）等是江南社会广泛认同的文化符号，通过对这些文化符号的刻意强调和重构，一方面使文人精英们“得以表达对晚明故国的怀旧之思，而同时这些符号亦为文人精英社会的重构提供了平台”。清初，对地方精英和官方精英来说，恢复江南的著名建筑、重建历史名胜景点成为他们的一项重要活动。宋荦的作法代表了当时江南督抚统合士林阶层进行“文化再生、精神理想恢复和重新创造意义的不懈努力”。[36](P4-6)
在恢复旧有景观的同时，宋荦也在积极地通过自己的游观活动和文艺创作，配合文人间的酬唱赠答，创造出新的“地景”及“地景”背后的“风雅”。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二月，沧浪亭重修毕，买僧田70余亩，作《重修沧浪亭记》。[9](P433)十七日，谒范仲淹祠，观祠中所藏墨迹九种，作《跋范文正公书伯夷颂卷》。[37](P1025)康熙三十六年（1697）四月，宋荦重修虎丘云岩禅寺，作《重修云岩寺碑》。[9](P450)九月初八日，与朱彝尊雅集沧浪亭，并为其铭砚。九日，与朱彝尊集沧浪亭观韩滉《五牛图》。[38](P217-218)沧浪亭自宋荦游览之后便成为江南胜景。宋荦成功地“使用历史和文化符号来描述与他们相关的娱乐休闲活动及风景名胜的社会意义，从而把他们自身与其他阶层分开” [36](P5)，催促着当地文人精英社会的重构。
江南士子也颇追随宋荦，宾主酬唱，文雅之盛冠绝一时。康熙三十七年（1698）三月十二日，宋荦过香严寺看菜花，有诗留赠绀池上人，上人和韵呈谢，一时和者甚众。唱和者计有：尤侗、宋实颖、褚篆、顾洴、孙旸、彭定求、潘耒、冯勖、尤珍、朱端、高不骞、顾嗣立、汪立名、宋至、施何牧、陆祖修、沈受宏、宋志益、黄庭、释大宗，凡数十人。[39](P766)康熙三十九年（1700）三月二十日，宋荦偕邵长蘅、冯景、吴士玉含清亭赏芍药，赋诗唱和，传为佳话。[22](P256-261)同年九月，“得端州玉带生石砚，赋长歌，儿至赓之，一时名流亦多有诗”。[22](P296-302)政治的忠诚并不“妨碍个人间和文学上的友谊，明遗民和清廷的著名支持者及帝国的男仆们友好地混在一起”，“他们分享着现实的价值观和时代的社会地位”，实现了“对文人士大夫及地方精英自身身份的确定”。 [36](P6)
宋荦也不失时机地推崇江南名士，重其声名，用名利蓄意笼络之，这方面最著名的举动是康熙四十二年（1703）《江左十五子诗选》的刊刻。是年六月，宋荦选刻王式丹、吴廷桢、宫鸿历、徐昂发、钱名世、张大受、管棆、吴士玉、顾嗣立、李必恒、蒋廷锡、缪沅、王图炳、徐永宣、郭元釪之作为《江左十五子诗选》成，自序之。[23](P35-38)宋荦麾下客观上形成了一个诗人群体。“自‘江左三大家’后，江苏诗坛比较涣散、颇不景气，宋荦此举在鼓动诗的群体活跃上起了催促作用”，而且在诗人群体的官僚化上比王士祯有所推进。[29](P541-542)十五子中多人显达，官至大学士。在编选诗选时，宋荦专门剔除了那些刿切时政的文字，诸人显贵后亦多为阿谀权贵、歌颂时政之庙堂诗作。严迪昌论及宋荦对江苏文坛影响时说，“到雍正初期,这一代人纷纷凋零，钱名世被雍正帝钦定为‘名教罪人’，交常州府、武进县地方官员就地看管；徐昂发也遭雍正帝厌恶。可是，他们的子裔、门生则深以父祖、师长曾名列宋大宗伯所定‘十五子’而心仪、瓣香不已”，余风流韵在江苏流行了几十年。[29](P542-543)也可看出，宋荦对江苏士人文化的影响既深且巨，引导了江苏很长时间的文坛风气和政治风向。
- 君臣密切沟通，加强对江南局势掌控
身为帝国官僚机器中的一员，宋荦的上述举措，不可能全系私人意志。实际上，在江南政策问题上，宋荦和康熙帝之间保持有密切沟通和互动。前述宋荦甫上任，蠲免田税、商税，请求赈济江苏水灾。康熙帝对之颇为赞赏。康熙三十二年（1693）三月初一，苏州织造李煦赴苏到任，宋荦出郊跪请圣安毕，李煦传旨说：“你做官着实好。”宋荦感激涕零，初三日上《谢恩疏》奏谢。[23](P440-441)这是康熙帝对宋荦为官肯定的表示。
明末以来，黄河屡次决堤，苏北地区水患频仍，康熙帝因此对河工非常重视，试图以此厚结人心。宋荦常奉旨驻扎扬州，主持赈济，督修河工。康熙三十五年（1696）八月，淮、扬、徐三属二十三州县卫所阴雨连绵，河湖泛涨，被灾之惨为数十年仅见，宋荦监临乡试毕即亲往赈济。从康熙三十五年（1696）秋至康熙三十九年（1700）十一月底，宋荦奏报清廷的奏疏中，与赈灾、漕务、治河等有关的奏疏不少于27项，经常每月数次上奏，“灾民称便”。[22](P251-253,296,370-371)[23](P503-568,569-640)[24](P1-73)康熙三十八年（1699）闰七月，宋荦奉旨驻扎淮扬，设法赈恤。[9](P407)宋荦自苏州启行，倡捐米二千石；又于桑梓河南捐小麦秋粮三千石；再咨行各部院、榷关、司、道、府共劝捐米麦秋粮八万五千四百石、银二百两，亲行督赈。[9](P505-508)然而，宋荦却常常为部议所斥。此时，宋荦赈饥于扬州，感而赋诗示官吏。诗中说：
“淮扬咽喉郡，相望江海边。三纪河伯骄，沃野遍沦涟。屡请被吏议，独荷圣主怜（原注：余以灾田请作版荒停免，部议罢斥，蒙恩薄谴）。……臣荦承明诏，驻节向海壖。……九重实洞烛，转粟恩命宣（原注：上谕江右抚臣运米十万赈济淮扬）。” [9](P508)
在版荒案中，部议罢斥宋荦，康熙帝加以回护，令其降五级留任。在其捐俸、倡捐、仓廪积粮已尽的情况下，康熙帝命他省转输粮食，也可视为对其工作的支持和爱护。康熙三十九年（1700）八月，宋荦还奉特旨会同两江总督阿山前往松江，会勘青龙港海口。[9](P446)会勘事竣，宋荦便赴淮扬亲行督赈。[9](P523-524)
宋荦同康熙帝之间的有效沟通渠道是李煦及其家人。康熙帝赐物多由李煦转致宋荦。据宋荦自撰《迎銮日纪》自记：康熙四十四年（1705）二月十二日，苏州织造李煦家人自京回，赍上赐御书《除夕》诗一幅。[40](P674a)七月初七，苏州织造李煦家人自京回苏，赍捧钦赐御书诗扇一柄。[9](P592-593)康熙帝也通过李煦向宋荦指授方略，后来宋荦呈康熙帝密折也多经李煦代奏。康熙帝经李煦指陈方略大概早在康熙三十二年（1793）即已开始。[23](P440-441)康熙四十二年（1703）六月十八日，康熙帝赐宋荦御笔书扇二柄，由李煦“传于宋荦不用写本谢恩，以后有奏之事，密摺交与尔奏。”[9](P565)自此，李煦居中充当信使，成为宋荦直达天听的便捷孔道。此后，六月、七月、十二月李煦均有代达宋荦密折。[41](P498,501)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在《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中说到：宋荦的奏折外面由白纸包裹；在包装封口的下端，他写出了官衔的全名和自己的名字，小封条上写的是“臣荦”以及“叩首谨封”数字。在白纸包裹的里面是一个白色的大信封，用一白纸带扎着；纸带下面又是他的姓名和官衔，以及同样的封条和字句。再里面，是一个白色的薄信封，封条封住了上下的接缝处，上面的封条写着“固”，下面的封条写着“封”。信封的正面写着“奏折”。这个薄信封里才是真正的奏折。[42](P245)宋荦同康熙帝的热络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宋荦在江南宏奖人才、大兴文教，也颇得康熙帝支持。康熙四十二年（1703），“江左十五子”的诗人群体形成。《永宪录》中说，“前乙酉圣祖南巡时，沿途胡期恒等献诗赋。因全传集苏州考试。命大学士张玉书、江苏巡抚宋荦同阅。奉钦定一等汪泰来、钱荣世、丁图南、吴襄、洪声以及吴士玉、王图炳、高一骞、宫鸿历、郭元舒、杨潜、杨开沅、田广运、庄楷、方觐诸人。供奉内廷。后显达。”[44](P144)汪泰来、吴士玉、宫鸿历等或为宋荦幕友，或为宋荦属意关照者。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帝南巡。宋荦进《皇舆表》六十部及《江左十五子诗选》并疏荐吴士玉、顾嗣立、宫鸿历、郭元釪、张大受才学素优，蒙赐考试。[24](P34-35)康熙帝一一加以成全，也可看出君臣两人在笼络士人上的一致性和康熙帝对宋荦江南施政的极大支持。
康熙帝对宋荦颇为宠信倚重，还可以通过一些细节看出来。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帝南巡时曾御赐宋荦《督抚箴》一副，其中说：“芒芒方域，分理需人。岳牧之选，实惟重臣。寄以封疆，千里而远”。也可看出，康熙帝对宋荦的倚重。康熙四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帝赐御用豆腐制法一品并“地连江海屏藩重，赋甲东南节钺雄”对联。御赐豆腐制法一节，有学者说，“同样是赏赐豆腐做法，但赏赐方式大不同。康熙在南巡江苏时，巡抚宋荦是当时受宠的名臣。康熙先以内府所制豆腐成品赐宋，复教御厨亲至巡抚厨下传授做法，以为宋荦后半辈子食用。这比对徐乾学的规格优渥得多。”[45](P197)清制，“凡汉官内阁六部九卿及科道吏礼二部司官俱用科第出身”，宋荦系由侍卫出身，为表彰宋荦的江南治绩，“圣祖命赴任致仕。上加意作人，立贤无方，不拘成例也”[44](P345)。宋荦不久内升吏部尚书。
其实，康熙帝如此重视宋荦的江苏治理，很大程度上是信任其操守和“治术”。这种治术实际上与宋荦强大的江南人脉网络有关。康熙二十七年（1688）五月，宋荦甫任江苏布政使。旧友汪琬便来游宋荦府署，尊酒论文，临别为序修订中的宋荦《绵津山人诗集》。[20](P439-440)常熟籍著名画家王翚也为其制《西陂六景图》。[46](P23-28)此时在扬州奉差协助治河的孔尚任也欲一晤宋荦，可惜未能见到，他便致书宋荦并诗《宋牧仲大参过广陵不值赋寄》，云：“瓜洲雪浪广陵烟，十里笙歌水驿连。父老晴天看雪使，关河寒夜过楼船。山连楚尾遮帆尽，目断江头挟刺旋。几载寻君逢不得，挑灯检颂旧诗篇”[47](P106)，可见宋荦在江苏文人圈中的声望和人脉积累深厚、渊源有自。其后任江苏巡抚期间，同僚间相熟者，曹寅、李煦、阿山等。[48](P242-248)江南士人相熟者，更数不胜数。这可能是宋荦可以在江苏任职，与地方相安无事，并能有大成就的原因。此外，宋荦早期借助于乃父宋权的江南交际网络，也曾结交到不少江南士大夫。在长达数十年的游宦生涯中，宋荦与许多江南士大夫酬唱赠答颇为频繁。另外，与侨居江南的士大夫如乡党周亮工等，宋荦均有往来。宋荦的江南交际网络，集中在籍隶江南的缙绅、宦游江南的官僚、侨居江南的他乡缙绅等三个主要群体，通过这个人脉网络，宋荦在江南官场、文场积累了丰沛人脉。这使他得以从容处理江南事务，为皇帝倚重，是他仕途成功的重要资本。
- 结 论
明清鼎革之际，江南士绅和士绅文化一方面受到极大冲击，很长时间未恢复到明末的水平，另一方面则对清廷一直怀有异心。因此，与学界一般认为的康熙朝运用蛮横的“文字狱”手段加强思想钳制不同，平定三藩之后，为了笼络江南士人，康熙帝亲政后的江南政策总体来说比较宽厚。江南乃人文薮，康熙初武功虽盛，文治不兴，却也非盛世气象，由此康熙帝自康熙十七年（1678）开始，便有大力稽古右文之意。施政的重点也在江南，尤其是处于江南中心的江苏省。然而，康熙帝却认为“江苏地方繁华，人心不古，乡绅不奉法者多”，也把处理士绅问题作为江南施政重点。因此，康熙帝对江南士人和士人文化刻意陪护，对其加以引导和收编，以图实现思想领域的一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康熙帝的态度是宋荦推行怀柔之政的根本原因。
推行怀柔之政者，不惟宋荦一人，除宋氏之外，还有汤斌、张伯行等。然而宋荦任期最长，一任13年，推行最得力，受宠也最厚。他恰当地运用了自己的人脉网络，凭借自己深厚的江南渊源，一方面结交士大夫，汲引后进，催促了江南精英文化的重建，主导了江南文风、世风向统治者的意识形态靠拢的过程；另一方面，题请赈灾、减免赋税，不遗余力，尊重江南世俗文化，故也能得“小民”之欢心。可以说，在对清初江南文化和政治风气刻意的培养和引导上，宋荦居功甚伟。中介于中央和地方之间，中介于士人和清廷之间，正是宋荦在康熙中后期江南政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和地位。
宋荦的江南施政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在清初人治的政治环境下，难免会随着中央决策层的变化而人亡政息。它确曾见证了康熙中后期约30年时间里“文网较疏”、清廷的支持者和一批有遗民情结的士子们共同营造新的文士风雅的过程，亦即统治者刻意培养和营造新的政治和社会文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康熙帝和地方大吏的刻意培养和优容主导了江苏士风、文风的变迁；地方士子则乘风而动，加以回应。这种双向的交流和互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具有文雅嗜好的宋荦完成的。然而，随着宋荦在江苏政治舞台上谢幕，江苏的地方政治很快改头换面。前有督抚互揭案、宜思恭叩阍案，后来随着雍正帝继位，施行抑制缙绅的政策，为肃清异己而有对江苏财政弊政的整顿，人事布局也随之变动（如世袭江宁织造的曹家之败落），更设置“观风整俗使”以整顿江浙风俗，江苏的政治风气骤然趋紧。中央权力在地方场域中纵横捭阖的较量产生的冲击是如此巨大，宋荦这种怀柔之政便暂时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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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iangnan Policy in Middle and Late Kang-xi Period：
A Example of Jiangsu Province Governor Song Luo’s Political Initiatives
Yu Fu-hai
Abstracts:In the period of Kang-xi, Song Luo has been the governor of Jiangsu province more than a decade and won the Emperor Kang-xi’s trust. With Hou Fang-yu and Jia Kai-zong Jiangnan interpersonal network’s support, Song Luo accumulated the huge network of people in Jiangnan literati circles. During his term of governor in Jiangsu, With a network of Jiangnan’s scholars.Song Luo was a specialist in poetry, anecdotes and identification (ie.identification of Chinese painting and writing). Also, he tried to befriend with Jiangnan’s scholars and colleagues.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advantages and effort, he participated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Jiangsu elite culture. The other participants were mostly scholars and colleagues in Jiangnan. Thus, the local literary groups turned to be more active and was ultimately incorporated into the Qing government’s ideology of the unified China. A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mperial Jiangnan policy, Song Luo’s political activities was the microcosm of Jiangnan policy in the late Kang-xi period. Song Luo was a intermediary between the Empire and local, between Jiangnan scholars and the Qing court. And it is the role and status that Song Luo played in the Jiangnan policy of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 of Kang-xi.
Key words: Jiangnan policy, Song Luo,intellectuals in Jiangnan, The exchange betwee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