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春，李鸿章受命率淮军东援，会同英法联军及常胜军与太平军作战，由此开始他统淮军、兴洋务、办外交的政治生涯。李鸿章抵沪后与洋人发生的首次重大交涉，就是如何有效地节制常胜军。他的主张是：“曲意笼络，俾为我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页47。），即从实用的观念出发，根据华尔等人“素性嗜利”的特点，“乘势利导”，并“妥为驾驭”，既设法坐享其助剿太平军的“目前小利”，又时刻警惕着不因此而贻洋人势力深入内地的“无穷之患”。
一
1861年11月，上海官绅因湘军克复安庆后顺江东略，军威甚盛，派人赴安庆向曾国藩求援，以解太平军进逼上海之危。曾国藩几经筹划，最后奏请超擢李鸿章为江苏巡抚，率师东进。
在当时，驻扎在上海的武装力量主要有如下几支：（1）驻防上海的官军，系原江苏巡抚薛焕的标兵，人数多达3万余众，但各军“竞相奢靡”，“习气太坏”（《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页12。），缺乏作战能力。（2）洋枪队，系上海官绅雇美国人华尔（F．T．Ward）于
“淮军之初至上海也，泰西人见其衣帽之粗陋，窃笑之”（梁启超：《李鸿章》，页16。），对其作战能力表示了极大的怀疑（王崇武等编译：《太平天国史科译丛》，页36～37。）。而华尔亦以一客将自居，大有不受羁勒之意。
（一）维护淮军的独立性，无论战守防攻，尽可能独挡一面，“不与外国搀杂”。最初几月，“英兵头翻译”曾多次来营“敦促协剿嘉定。”，大有横加“调度”之意，李鸿章对此极为反感，总“以人未到齐婉却之”（《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页14。）。即使在情势危急时，也“决不肯求救于彼，甘受外国人调度也”（《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页29。）。与此同时，李鸿章设立了自己的防区和防线，他所带水陆各军“专防一线，专剿一路”（《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页15。）。洋人称“上海城北彼必力保，故鸿章专力经营西南，藉分松江贼势”（《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页29。）。
（二）对常胜军“曲意笼络”，力图“俾为我用”。华尔常胜军拥有数千余众，作战攻剿，“实系奋勇”（《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页54。）。华尔可谓“壮士战将”（《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页43。）。其“势力能倾进上海洋人”（《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页54。）。而且“与洋人何提督等谊同胶漆”（《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页38。），确为镇压太平军的一支不可忽视的武装力量。为此，李鸿章决定不计其“不递发”、“不来谒”的“小过节”，也不惜“眼前多糟蹋银钱”，“近以全神笼络，欲结一人之心，以联络各国之好”（《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页54。）
（三）改革武器装备，使之成为一支“明制”“发逆”而“隐然制夷”的军事力量．李鸿章看到英法联军所拥有的“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感慨万千，“惟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而能战之”（《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页46～47。）。他还感到，“贼中多用洋枪”，“我军唯有多用西洋军火以制之”（《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页14。）。为此，他从上海、广东及香港等地购买洋枪洋炮，改革营制，将各营哨的队伍改为洋枪六队，创设新式炮队，并物色国内外工匠，创办炮局三所。未及一年，淮军的武器装备和训练，就“尽改旧制，更伤夷军”（王安定：《湘军记》，卷10，页1。），面貌一新。
（四）以实战的胜利，显示淮军的军威。李鸿章于
二
南桥镇之役后，英法联军开始退居租界，在上海外围同太平军作战的主要责任就逐渐由李鸿章的淮军承担下来。此后数月，李鸿章率淮军及常胜军迭克川沙、奉贤、青浦、北新泾、嘉定等地，并获四江口大捷。从此，松沪严解，淮军之势大张。
但在此期间，英法联军与宁波的太平军发生了冲突。5月中旬，英法联军攻克宁波城，而太平军仍占领着周围的城镇。李鸿章决定遣兵赴浙，清除宁波周围百里的太平军。9月中旬，华尔奉命率一部分常胜军赴浙。20日，在英法联军的炮舰掩护下，华尔率兵进攻慈溪城，当大炮轰破城墙时，所有的军官都率领士卒爬越云梯。华尔“奋战先登”，枪弹射人胸脘，自背后出，翌日不治而死（《太平天国史译丛》（三），页252。）。
华尔死后，常胜军管带一席，李鸿章原拟以法尔思德（E．Forrester）继任，但何伯提名为白齐文（H．A．Burgevine），经吴煦力荐，清延下诏准白齐文管带之。李鸿章就提议英人奥伦（J．YHolland）上校任参谋长，以为牵制。
白齐文也是一名美国冒险家。他嗜利成性，“天资疏暴而懒惰”，为人处世“阴狠执拗”，“不如华尔之顺手”（《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页36。）。12月底，白齐文本该奉命率常胜军西航助攻金陵。但他坚持应先付清欠饷再行开拔。次年1月3日，白齐文率部关闭松江城门索款未成，次日跑到上海杨坊的银号强行索款，动手殴打杨坊，并劫饷银4万银。
事实上，李鸿章对于常胜军居功“骄蹇”的状况一直颇为戒惧，恐渐成“尾大不掉之势”。他“筹思数月，久欲稍加裁抑”，因考虑到此举“事关中外交涉之端，未便轻于发难”（《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页55。），才抑而未发。而此时白齐文的暴行，恰好为李鸿章进一步控制常胜军提供了一个良机。他即以白齐文“不遵调遣、劫饷殴官”“逞凶跋扈”等罪名，奏请“立即撤其兵权”，悬赏5万两缉捕之；并以“有督带之责、不能实力钤制”，“办理不善、咎亦难辞”等理由（《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页55。），奏请将一贯挟常胜军“以自重”（《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页54。）的吴煦和杨坊“暂行革职”（《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页55。）。
在围剿太平军的战争中，李鸿章深感常胜军所起的马前卒的重要性，而白齐文的动乱更使他从反面悟出了一个道理，即如政府的雇佣军受制于一位野心勃勃的洋人，那将会对清王朝的统治带来极大的威胁。而西方列强也意识到，要使常胜军成为一支既能维持它们在通商口岸的利益，又能被清政府接受，帮助清政府从陆地上有效地击溃太平军凛冽攻势的武装力量，“最好由不是冒险家一类的人统率并充任军官”（《英国国会关于中国事务的文件》（Papers Relating To the Affairs of China）第68页。）。正是在处于这种共同心理状态和具有共同愿望的基础上，李鸿章与士迪佛立开始了如何整饬常胜军的会谈。
李鸿章首先提出了整饬条议八款（《吴煦档案选编》（三），页7～8。），士迪佛立则提出了针锋相对的十三条（《吴煦档案选编》（三），页10～11。）。李鸿章“与之往复辩论，舌敝唇焦，始获定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2，页53。）。
（一）常胜军应由英中官员各一名会同管带，在英军少校戈登未到任前，英方暂由原参谋长奥伦代理，中方则由副将李恒嵩会同管带。
（二）常胜军应以防守上海
（三）兵额以300人为度，若将来关税短绌，饷银无出，尚可裁减。
（四）所有营中章程规矩须听会同管带主意。
（五）军饷应按期备好，由两会带眼同发放，饷费为4万余两，取消外国将弁额外津贴。
（六）松江府城内外之事，均归中国地方官管理，管带不能干预。
（七）惩办诸勇、发饷及经营口粮等职务均由中方官员担任。
（八）军队及管带均归抚台节制，不得私自购买军火。
如果我们对上述三个条议加以认真的分析对比，可以发现，最后条款基本上是按照李鸿章的意见制订的，凭藉精明的辩术，李鸿章不仅达到了“裁汰常胜军为三千人”，“稍节饷需”的目的（《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3，页53。），更重要的是促使常胜军的“兵权悉归中国，不使外国兵官擅专（《吴煦档案选编》（三），页15。）”
先是白齐文叛逃苏州，引起上海官绅的极大义愤。李鸿章立即发布通告，悬赏银3000两，不拘生死，捉拿之。可是，李鸿章的通告颇遭在华外人的非议，常胜军中的美籍军官51人更是联名抗议（《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
三
奥伦代理常胜军管带之后，由于缺乏统军能力，号令不行，常胜军士气日益低落，特别在福山、太仓等地的战役中屡次惨败，声誉一落千丈。戈登就是在常胜军这种每况愈下的时刻到任的。
戈登出生在英国苏格兰的一个军人世家，父亲曾是个炮兵军官。他在19岁毕业于英国的一所军官学校，旋进入工兵部队任职。1860年受遣来中国，作为英军的工兵上尉，他参加了进攻北京的战争和抢劫焚烧圆明园的罪恶活动；
但随着时间的推延，戈登开始与淮军将领程学启等人发生了龃龉。程学启乃淮军“第一骁将”，李鸿章之“得力臂膀”，从不把戈登等人放在眼里。不久发生的程学启部下向常胜军开枪寻衅事件和程学启将常胜军所俘太平军5名重要将领擅行斩首事件将戈程两人间的矛盾推向明朗化。戈登感到自己的荣誉到了严重的损害，坚决要求辞职，即使李鸿章亲自出马加以调解，也“不给面子”，旋又擅自离队赴沪，以寻求英军当局的同情和支持。由于白齐文投奔太平军事件恰在此时发生，这位性格“豪爽”的军人才放弃了“辞职”的念头，主动归队请战，击退了向界浦进军的太平军，而且配合程学启攻克了松江西南屏障的枫泾。
导致李鸿章与戈登关系恶化的是不久之后发生的“苏州杀降”事件。该年11月下旬，淮军及常胜军水陆并进向苏州合围。城中太平军纳王郜云官等四王4天将私下通信于程学启议降，允诺斩慕王谭绍光献城，程学启则许以三品顶戴，并邀戈登为证人。
八将献城，戈登既作保人，突闻杀降之事，心中怒火焚烧，立即持枪欲杀李鸿章，以惩其“背信之举”。后因未遇着，就遗书一封，责成李鸿章辞去巡抚之职，将印篆交由戈登保管，以待朝廷发落。否则将率部攻击淮军，并将所克之城全数归还太平军。戈登在当时致其母亲的信中谈到对李鸿章的愤恨，他说，“李鸿章残忍成性，我渴望他受到审判，并处以死刑”（转引自史密斯《十九世纪中国的常胜军》（R．J．Smith，Marcenaries and Mandarins：the Ever-Victorious Army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纽约1978年版，页146。）。与此同时，李鸿章“苏州杀降”的做法，也遭到在华洋人的指责。英国陆军提督柏郎（BroWn）决定从李鸿章手中接管对常胜军的统率权，停止该军除保卫上海和苏州以外对清政府的所有军事援助（《英国国会关于中国事务的文件》（Papers Relating To the Affairs of China）第194页。）。有一天，柏郎亲赴苏州，要李鸿章“备文认错”，李鸿章“笑对曰：‘此中国军政，与外国无干，不能为汝认错。’”坚持杀降的必要性和自决权。结果，柏郎只得拂袖“一怒而去”（《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4，页23。）。
李鸿章斟酌形势，认为日后的攻战仍有求于常胜军，于是，决定对其采取“曲意笼络”的手段，多次派英人马格里和道员潘曾玮、总兵李恒嵩等人前往戈登处疏解劝慰，并奏准清廷颁谕“赏给戈登头等功牌一枚，白银万两，以示嘉奖”。英籍总税务司赫德（Sir Robert Hart）也往返于戈登与李鸿章之间，从中妥为调停，终于使戈登的态度趋缓，开始意识到李鸿章的“杀降”，“并不是一件有预谋的诡计，也不是有意损害戈登的荣誉”（《英国国会蓝皮书·戈登中校攻克苏州后在中国服役情况的通讯》（Correspondence Relative Lieut-col．Gordon＇s Position in the Chinese Service after the Fall of Soochow），页25。），并“决定抛弃那促使他引退的个人情绪”（《太平天国史译丛》（三），页280。），继续参战，先后配合淮军克复宜兴、荆溪、无锡等地，进而直趋常州城下。
从表面上看，李鸿章与戈登的矛盾是有所和缓。但李鸿章的戒心日增。他在
英国领事巴夏礼和赫德得知李鸿章着手遣散常胜军之事，纷纷加以阻拦。巴夏礼指出，“议裁常胜军一事，必须知会驻沪英官，转禀驻京公使查核办理。”赫德则谓苏省虽已肃清，金陵、湖州两处贼窝可虞，引咸丰十年以前之事为戒，极言常胜军不可遽裁，譬喻百端。李鸿章见戈登似为所动，就派丁日昌等往复开导（《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6，页53。），使之深以遣散之然。同时，李鸿章“与巴夏札再三辩论，巴夏礼始得释然”（《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6，页53。）。
李鸿章顺利地解散常胜军，犹似解开了一道难题，感到异常欣慰。
四
在李鸿章率淮军东援江南之时，利用常胜军和英法联军助剿太平军已成既成事实。李鸿章对英法联军参战的政治后果表示了极大的忧虑，特别是怀疑洋人对上海等通商口岸怀有领土的野心。
“借师助剿”，是中国封建王朝自汉唐以来所采取的一种传统做法。在奕、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的眼里，他们借用英法联军“助剿”太平军，实不过是历史上的“如蜀之待吴”、“约共讨魏”在新形势下的翻版而已。借助洋人参与中国内战、屠杀自己的同胞，并非光采之举，也难保洋人没有其他的野心。但为了尽快平息“叛乱”，维护他们视为正统的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永固千年，这仍不失为一个权宜之计。值得指出的是，如果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论，雇佣由华洋兵痞和流民等组成的常胜军并不属于“借师助剿”的范围，因为从其组建之日开始，常胜军就是一支受雇于上海官绅并受江苏巡抚节制的中国政府的雇佣军，而并不是受外国政府派遣、并受其直接控制的外国军队，至于以后李鸿章与英国陆路提督士迪佛立订立的《统带常胜军协议》，则可以看作是他以江苏巡抚的身份，通过与试图控制常胜军进而对中国政局施加重大影响的英国军队在华的代理人的反复抗争，获得了对常胜军的直接而有效控制的一种标志。该协议虽是由清朝巡抚与英国驻华陆军司令签订的，而协议又明确规定常胜军由英国派出正规军官充任管带，常胜军出队需预先与英法两国会商，但这仍没有改变常胜军作为清政府雇佣军的性质。这是因为：
第一，协议规定，英国管带官与中国之镇台、道台并行，并颁给铃记，均归抚台节制调遣，而没有规定需听英国政府的“节制调遣”。
第二，协议规定，常胜军以保卫上海安全为宗旨，“如远在百里以外攻打城池，须预先与英法两国商量”，但同时还规定，若遇特殊情况，就不一定受此规定束缚。而事实上，以后李鸿章派遣常胜军攻占上海以外的城池，正是根据“特殊情况”这一条，并未全然在事先知照英法联军。
在率同常胜军攻剿太平军的过程中，李鸿章也确实表现了他那高巧的“驾驭洋将”之术。他与常胜军的关系，始终限制在雇与被雇、利用与被利用、节制与被节制的关系上。他曾经多次以“金钱”和“好言劝慰”，平息常胜军军官的“哗变”于萌芽之中。但他又不经常示之以弱，对于白齐文等人的无理取闹和叛变，敢于采取强硬的措施，从维护国家的“法度”和“尊严”出发，既顶住了来自英美等国领事的阵阵压力，又敢违抗反复无常的“朝命”，坚持不予白齐文复职。至于“苏州杀降”以后，戈登几欲构衅，英军当局直接干涉，事态的发展一度呈现难以收拾的趋势。可结果却出人意料，戈登竟为李鸿章的“诚意”所动，不再坚持辞职。而江南局势的发展也很符合李鸿章等人原先的设想，英法联军的助剿始终限于上海、宁波二处通商口岸，既没有深入内地，造成“招之使来”而不能“挥之即去”的局面，也不曾争夺湘淮军建功立业、克复苏常和金陵的机会．至于常胜军本身，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打了近百次仗、攻克50多座城池，成为李鸿章实施“用沪平吴”的得力助手。及克复常州之后，解散常胜军的计划虽一度受到巴夏礼和赫德的阻碍，戈登也一再动摇，清廷对顺利解决此事的前景颇为担忧．但结果呢？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李鸿章就妥善地遣散了常胜军，获得了一个使各方势力都感到较为满意的结局。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操纵之术曾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赞道，“驾驭洋将，擒纵在手，有鞭鞑龙蛇，视若婴儿之风，尤以为佩”。
（资料来源：《江海学刊》199004）
